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6月13日，知名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布了年度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全部五项提议都获得股东批准，包括马斯克近560亿美元的薪酬，以及将公司注册地迁往得克萨斯州。
特斯拉原注册地在特拉华州，目前，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公司注册地都在特拉华州，这主要是因为该州公司法对公司尤其是管理层比较友好，因此吸引了大量公司到特拉华注册。该州为此设有专门处理商业事务的法院，且州内有多家知名的商务律师事务所，拥有大量处理商业纠纷的案例和细则法规。
但最近，特拉华州让马斯克很不爽。因为之前特拉华州法院一名法官驳回了特斯拉给马斯克的高达560亿美元的巨额薪酬方案。
2018年1月，特斯拉董事会批准了一个激进的CEO绩效激励方案：如果10年内特斯拉市值从不足600亿美元飞跃至6500亿美元，则每完成一个里程碑，作为CEO的马斯克都将解锁相应的股票期权，全部完成后，马斯克新增股票的收益将相当于560亿美元。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此后几年，天时地利，马斯克带领特斯拉一路高歌猛进，2021年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6500亿的目标。2023年，即便股价有所回落，但特斯拉市值仍有8000多亿美元（2024年，特斯拉股价继续下跌，目前市值只剩5800多亿美元），实现净利润近150亿美元。按照当年的激励方案，马斯克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但是，一名仅持有9股特斯拉股票的mini股东将马斯克告上法庭，认为这一激励方案是特斯拉董事会在被马斯克“绑架”的情况下通过的，在该方案提交当时的股东大会讨论时，董事会也没有将相关信息充分告知股东，导致股东在被欺骗的情况下通过了该方案，因此应该被撤销。
2024年1月，特拉华州衡平法院的法官否决了这一薪酬方案，原因是当时的董事会不够独立、方案不够透明。马斯克于是发起了又一次股东大会，再次对薪酬方案进行表决，同时表决是否将特斯拉注册地从特拉华州迁到得克萨斯州。结果，马斯克再次获得了大多数股东的支持，这两个方案都获得通过。
特斯拉迁移，是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对公司吸引力变化的生动案例。如前所述，特拉华州以其友好的公司法律体系吸引了很多公司在当地注册。但是，如果公司认为当地的环境不再有吸引力，那就会迁走。
反观得州，得州政府最近几年承诺会降低企业税负，还仿照特拉华州建立了自己的专门商业法院系统，并致力于得克萨斯州证券交易所的规划。得州对标特拉华，且承诺做得更好，自然能吸引特斯拉等“金凤凰”。
特斯拉对得州更多下注，除了让特拉华州难堪，相邻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很受伤”。早在2021年，特斯拉就把总部从加州硅谷搬到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不过特斯拉在加州保留了“工程总部”，特斯拉一家汽车工厂也继续留在加州弗里蒙特）。马斯克则在2020年就宣布，自己已搬到得克萨斯州。另一家科技巨头甲骨文同一年也宣布，把总部从硅谷搬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特斯拉、甲骨文等名企总部从加州迁走，源于对加州一系列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营商环境”变化的不满。
硅谷，是美国众多科技企业诞生和发展的“圣地”。但加州的高税收政策，特别是对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征收的高额税赋，成为压在企业心头的一块巨石。
美国税收基金会（the Tax Foundation）将加州排在全美各州商业环境和监管负担排行榜的第48位（排名越前，负担越轻），全国倒数。加州的公司税为8.8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13.3%，未来可能会升至16.3%，旧金山还要征收0.38%的工资税和0.6%的总收入税。加州还提议征收0.4%的财产税。相比之下，得州的税负要轻得多，没有州所得税，只对商业利润征收0.75%的特许权税。
更不用说，加州还有繁复的监管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加州生活成本比全美平均水平高50%，对普通员工极不友好），以及在疫情期间对商业活动的严格限制，都使得这里的营商环境显得不再那么友好。马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支队伍（指加州）持续获胜的时间过长，他们往往会变得有些沾沾自喜，有些为所欲为，然后他们不再赢得冠军。”
当然，企业的迁徙绝非单纯出于经济考量，社会治安状况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加州部分地区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打砸抢”案件的频发，严重威胁了商业运营的安全环境。据《凤凰卫视》2021年12月发布，由于“政治正确”挂帅，加州成美国“打砸抢”首选地。加州“盗窃金额低于950美元不起诉”的“47号提案”，以及2021年5月加州参议院通过“零美元保释金”的规定，让犯罪团伙无所顾忌。而据《第一财经》2023年8月发布，受到经济低迷、治安恶化等因素影响，加州旧金山市区商铺出现“关门潮”。有165年历史的旧金山地标商场“阿甘百货”的老板约翰·查查斯为此买下《旧金山纪事报》一整个版面，刊登其写给加州州长纽森以及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的一封公开信，疾呼有关部门整顿城市治安，可见商家面对治安恶化和经济疲软的双重压力，何其无助与无奈。
相比之下，得州相对稳定的治安环境和更为严格的法律执行，无疑为企业提供了一片更安全的运营土壤。
从更深层次来看，加州的困境映射出美国自由派治理模式的双刃剑效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6月15日在该报发表了《我们自由派对西海岸做了什么？》一文，他指出，一方面，进步主义的政策在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提升了民众的整体福祉水平；另一方面，过分理想化的政策设计，如对轻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宽松处理、对私营部门的过度疑虑，以及在某些政策上的过度激进，反而加剧了社会问题，削弱了城市的竞争力。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反思道，自由派价值观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美国西海岸城市当前面临的症结所在。
企业的迁徙，不仅仅是对成本和税收的计算，更是对营商环境综合考量的结果。它们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地区政策导向的利弊，也促使决策者思考：在追求理想与维持现实平衡之间，如何找到最优解。地方之间的“招商”竞争日趋激烈，决策者要始终尊重市场规律，创造宽松、开放、低门槛进入和退出的市场环境，以及切实保障公众和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空间，从而激发经济活力，吸引而不是吓退企业。否则，即使曾以良好公共服务和创新氛围吸引众多科技企业的特拉华州、加州，也会面临企业不断流失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