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门起源的历史传说

根据理门领众(俗称当家的)的递相传说，理门创始于清初，创始人为杨来如(理门中尊称之为杨祖)。
杨原为北京白云观道人(邱祖第十三代徒孙)，后在原籍直隶省蓟县岐山揽水洞修炼，云游各处，显示神迹，因之跟他学道者日众。
杨来如虽是出家人，但目睹满人入关后屠杀汉人之惨状，遂萌反清复明为国报仇之志，乃组织理门。
谓修道必先修身，吸烟喝酒对人身害处最大，故修身之始以戒烟戒酒为先。
杨来如于圆寂前，对其徒亲传理门的五字真言为“反清复大明”。
杨来如之徒天津人尹来凤(理门尊称为尹老先师)继杨来如之志，理门之组织基础乃定，还规定“反清复大明”五字真言，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并立为戒条。
谓如泄露真言，将有杀身灭门之祸，盖当时满清当局正千方百计搜罗反清复明之秘密组织。

另一传说，谓理门是洪门派生的汉人革命组织。
明末清初，郑成功在大陆勤王失败，渡海入台湾，但郑灭清复明之志极坚，乃发起组织洪门，联络大陆和海外的爱国志士，秘密进行反清复明工作。
杨祖当时亦参与洪门组织，惟以直隶省地近京畿，受清廷之监视最严，恐遭破坏，乃以理门戒烟戒酒的组织形式公开出现于社会，以为秘密进行反清复明工作之掩护，故其五字真言“反清复大明”与洪门相同。

以上两种传说，内容虽不尽相同，然理门创始于杨来如和这个组织开始有反清复明的宗旨的说法是一致的。

二、理门的道门化

自尹来凤继杨来如之后以劝戒烟酒为号召，理门组织由天津、北京向全国发展起来。
清道光以后，由于鸦片为害于社会，理门以能戒除鸦片为宣传，故参加在理的人就更多了，各省城市差不多都有了理门公所的组织。
不过各省城市的公所互不统属。
某一理门资深道亲如能取得当地有力绅商之支持援助，便可设立公所自为领众(当家的)，开始点理传道，劝戒烟酒。
某地绅商为了倡导戒除烟酒，也可从有理门组织的地方，接聘领众，前来设立公所，点理传道，劝戒烟酒。

清康(熙)乾(隆)之后，对中国之统治已臻巩固，且由于各地理门公所的领众多结交官府绅商，并以此为生，遂将“反清复大明”的五字真言改为宗教迷信性的“观世音菩萨”五字，并加上许多似通不通非驴非马的佛教道教色彩，且巧立名目为“八方道”，这样遂把理门变成一种道门的形式。
如理门各领众都对道众宣称理门是三清道，三宝法。
所谓三清道就是说根源于道教，而三宝法却属于佛教，所敬之神亦为佛教的观音菩萨，所传法语亦多为佛经法语。
说来可笑，我国佛教和道教原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独立宗教，而理门却把它混在一起，对道众胡说乱讲，施行欺骗。
多少年来，也竟能越传越广，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拥有广大数目的道众。
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种:(1)我国人民过去受教育者少，知识未开，容易接受迷信，(2)参加理门的道众绝大多数属于旧社会的所谓下九流;(3)劝戒烟酒在过去恶习多端的旧社会确属一件客观需要的好事。

虽然理门反清复明的宗旨早已消失，但到光绪年间，清廷还曾据报理门为反清复明组织而一度下令捕拿理门的道众。
当时在理者为了性命安全，有的反了理，吸起烟喝起酒来;不反理者，也都假装吸烟,随身带着烟袋、烟荷包,荷包里装的却是茶叶。
各公所的领众都是“鞋底抹油，滑之大吉”。
等到清廷弄清了理门真实情况不再捕拿时，各地理门公所才又陆续重整旗鼓。
从此反清气味，扫清无余。

三、理门全国统一组织-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之成立及其投靠日伪情况

到了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安徽人(一说是江苏人)李毓如(自号“了然，”有时署名“江淮散人”。
有小名士之名,当时北京许多商店的招牌都是他写的)。
串通了当时理门闻人苑文鉴(京西挂甲屯人),联合北京各理门公所领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并托人疏通了袁世凯的红人赵秉钧，得到他的支持，内务部准予立案。
奔走有功的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苑文鉴为理事，设总会会址于京西挂甲屯(即苑文鉴家所在地)，李毓如虽为会长，但总会内部事务完全把持于苑文鉴之手，李毓如只管对外应付场面。

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之后，苑文鉴即向全国各省市推广成立分支机构(即各省市中华理善劝戒烟酒分会)。
当时以上海、江苏、湖北、天津和东北各省的规模较大。
在各省市分会成立过程中，分支机构的筹办人必须先到总会报请批准，在取得总会的委任状和领到法卷(即理门历代宗派记载)、图记、号牌以及理门的宣传文件之后，才能成立。
能否获得总会批准，那就看经手筹办人对总会报效的钱多少，钱花的多，很快就可批准，否则就会以种种借口留难不批。
获得总会批准后，除发给上述各件外，还对各分会所在地行政机关发出“准予设立分会，请予协助”的公函。
北京城郊各地区，如有人想设立一个新的理门公所，也得按上述手续办理，自然也得向总会花钱。
那时成立一个公所至少得花一百五十元，否则便难得总会批准。
平时各公所办斋，也得向总会交钱。
因此，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之后，成了一个对全国理门分支机构的控制机关和剥削机关，多年来很搞了些钱。
总会的收支帐目，一向把持在苑文鉴手中，苑文鉴死后，由其子苑雨农接任理事，依旧把持一切。

李毓如当总会会长时，办过一个理门刊物，名为“理铎”，其内容除了宣传吸烟喝酒之害处和戒除烟酒的好处外，还宣传“行善”以及似是而非半通不通的理门道理和一些迷信传说。
这个刊物由全国各分支机构和理门道亲订阅，发行范围及于全国。
总会还印行“理门须知”一书，发全国分支机构。

自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之后，这个机构也俨然与一些佛教会、同善社之类的宗教迷信团体并列，积极参与一些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所谓慈善救济一类的活动。
各省市分支机构的主持者自然也竞走这一路线，企图爬到该地统治阶级大人先生士绅之列 李毓如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离京。
所遗总会会长改推谢天民继任。
这时苑文鉴已死，其子苑雨农继续把持总会事务。
谢天民担任会长之初，因诸事摸不着头绪，一切得仰仗苑雨农，故与苑雨农还相安无事。
但过了几年，在权利方面就和苑雨农时起磨擦。
谢天民认为我是会长，一切应听我的支配，苑雨农认为总会是我苑家经手组成的，你来当个现成会长还不便宜，因而互不相让，势成水火。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苑雨农勾结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并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举行改选，依仗国民党的支持，挤掉谢天民，另选出与苑雨农有交情的北京文武会首领陈永利为总会主席(北京文武会是北京市民每年上妙峰山及各大庙朝山进香的一种组织。
文是指进香时对神所献的糖、盐、佛花等，武是指进香时所耍的狮子、秧歌、开路鬼、五虎棍、双石头等)，陈永利、苑雨农、赵星如等十一人为总会执行委员，张子馀(北京长春堂药店经理，是道人出身的大资本家)等五人为总会监察委员，张国禄、李文焕、徐芝轩、方世增、冯俊骥五人为总会后补执行委员。
总会尽管改为委员制，但很少开委员会，主席陈永利又不常到会办事，因之实权依旧是操在苑雨农和他儿子苑少农手中。

谢天民被挤掉后，并不甘心下台，时思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吸食鸦片烟。
虽然极端秘密，而苑家父子知之甚悉。
谢天民自审力量不敌苑家，只得埋头隐忍。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京，谢天民认为时机已至，就辗转钻营和日伪方面拉扯关系，计划把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改组为中国理教总会，把全国理门的分支机构置于中国理教总会之下。
活动结果,得到伪兴亚院的支持,他便放胆向北京各理门公所领众和理门知名人士大肆吹嘘和拉拢，说他在日伪方面有办法，并大肆攻击苑家祖孙三代把持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行为，提出非彻底改组不可。

这时苑雨农已死，职务由其子苑少农代理。
苑少农对谢天民企图东山再起并向日伪方面钻营活动，早有所闻，为了保持他祖传三代的金饭碗，也秘密地向日伪方面找寻后台老板。
结果得到伪新民会对他的支持，并暗中做好了一切布置和准备。

一九三九年秋某日，谢天民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门大会。
事前他在各报登载启事，宣布改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中国理教总会，希各公所领众以下各道亲全体参加。
苑少农带领他预先联络布置好的理门道亲也前往参加。
当谢天民登台演说，宣布成立中国理教总会的宗旨和报告筹备经过之后，苑少农即登台发言说:“我有一点意见向各道亲说一说。
咱们理门的主要宗旨是劝戒烟酒，自杨祖创立理门到现在已二三百年，宗旨没变。
谢天民过去身为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多年，竟一直秘密吸食鸦片烟，破坏道规，现在还要更进一步破坏我们总会会务，另外组织什么理教总会，我请问大家,一个大烟鬼子来领导我们劝戒烟酒的理门行不行?这样我们上怎对得起杨祖，下怎对得起全国道亲?道规何在!会章何在!"苑少农的话音刚落,会场各处就有事先布置好的人大喊:“不行!不行!”也有的喊:“打倒大烟鬼子谢天民”。
这样一闹,会场秩序大乱。
谢天民见事出意外,立即叫预备好的伪警察逮捕苑少农，说他捣乱会场秩序。
伪警察正要逮捕苑少农时，忽有几个便衣(特务)人员(苑少农预先准备好的)跳上讲台，掏出“派司”(即特务证)对伪警说:“这是他们会里闹意见，你们不能偏向哪一边，更不应当抓人，让他们在理的人自己解决好了。
”伪警一看惹不起，只好乖乖退去。
这时会场秩序已乱，与会者纷纷离座外出，气得谢天民目瞪口呆，毫无办法。
中国理教总会的成立大会被闹散了。

尽管成立大会被苑少农闹散，但谢天民依仗伪兴亚院的支持，仍在北城旧鼓楼大街挂起中国理教总会的招牌，自称会长，拉拢与他接近的理门公所当家的作为它的下级机构。

这时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陈永利已死，苑少农怕总会没有形式上的合法领头人，自己年轻资浅，敌不住谢天民的中国理教总会，乃一面继续投靠伪新民会取得其支持，一面又勾结他父亲苑雨农的把兄弟，在天桥卖虫子药发了财的坐地虎孙洪亮改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恢复会长制。
一九四〇年春，某日，也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门大会，改选孙洪亮为总会会长，重新整理各公所以与谢天民对抗。
孙洪亮原是天桥的混混出身，在天桥一带下层社会中极有势力，当时在天桥有四霸一虎，这虎就是孙洪亮。
他是天桥的坐地虎，凡来天桥做生意、耍技艺的人都得先到孙洪亮处送礼挂号，求得他的维护，否则孙洪亮便促使他的爪牙捣乱。
孙洪亮当了会长后，把总会由挂甲屯移到离天桥不远的城隍庙街。
以后北京各理门公所的当家的，既不敢得罪孙洪亮，又不敢得罪谢天民，只得两方面都敷衍着，于是各公所门上大都挂上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xx公所和中国理教总会xx公所两块招牌。
解放后，孙洪亮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谢天民听说也已死去。

四、北京各理门公所的概况

北京城郊原有公所三十二处，以后又陆续设立十八处，共有五十个公所，还有不设领众的分所二十处。
在总会没成立之前，北京的理门公所，原是互不统属的，自总会成立之后，这些公所便都直属于总会。
总会给每个公所编定一个号头，例如永定门外二郎庙的悟真堂公所是一号，崇文门外北桥洼的清静山房公所是二号，西便门的乐善同修公所是四号等。

北京五十个公所的名称和领众(当家的)姓名，还能记忆的有以下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悟真堂公所，领众于来润;崇文门外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领众李元;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领众袁玉德;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领众王来有(道人);虎坊桥同心合意公所，领众包松山;南桥湾鞭子巷四条志怡堂公所，领众李文焕;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道人);城隍庙志善同修公所，领众连海;仟儿路宝善堂公所，领众刘广顺;赵锥子胡同正善堂公所，领众刘子江;三庙街遇善堂公所，领众卢成瑞;广内大街洪洞馆福善同修公所,领众荣福;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道人);西便门内安扶乐善公所，领众张子荣;烂面胡同水月庵乐善合缘公所，领众杜海信;前门外大马神庙悟修堂公所，领众钟信贤(道姑);白纸坊正真观正善堂公所，领众王培五;石头胡同继善堂公所领众恩xx;其余的现在都想不起了。
这五十个公所以永外二郎庙悟真堂(一号公所)规模最大,道亲最多,其远因是悟真堂公所在北京创设最早，理门二代尹来凤老先师的坟即在此;近因是这个公所的支持者是理门闻人总会监察委员张子馀。
张子馀是北京长春堂药店的经理，是大资本家，他常出钱支持这个公所。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北伐成功统治北京后，理门公所作为一个民众团体亦受国民党的影响，各公所除领众外又增设许多职员名目，计有执行委员二人、监察委员一人、区代表一人、宣传委员一人、文牍一人、交际一人，还有几个别的名目的职员记不起了，总共有十二人。
这些职员，都是由领众从在理的道亲中选派的，其选派的原则是平素谁对本公所最热心和在财力人力方面贡献最大，领众就派定他一个职务作为鼓励和加强关系。
这些职员全是义务职，不但不拿工薪，而且遇事自己还要比普通道亲多出钱出力。
他们为什么争着尽这种义务呢?因为在理的道亲绝大多数都是旧社会所谓下九流的人,在任何场合都被人看不起,都没有地位，因而他们情愿花钱买面子。
当上了理门公所的一个职员，就觉着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群众中有了面子了。
公所领众都是些深通旧社会人情世故的人，为了满足一般道亲“花钱买脸”和争名誉地位的需要，还做了各种职员证章给他们佩带，以争取他们对公所在人力财力上的更大帮助。
公所当家的对道亲的“修炼得道成仙成佛”等许多迷信宣传，也是抓取道亲们对公所作财力人力贡献的重要手段。

五、点理仪式

社会上有烟酒嗜好的人愿意在理者(自愿的或经在理道亲劝说的)，先在理门找三个人介绍，这三个人一个是“带道师”、一个是“求师”,一个是“引师”,先替愿在理者写一张“求、引、带帖子”递交公所当家的，然后把新在理的人带到公所在领众主持下举行点理仪式，这叫作“点新理”。

公所领众收下帖子后定日期点传新理或趁斋期点传新理。
点新理时，领众在公所摆设理坛。
理坛设在公所正房的大炕上，炕上摆炕桌,桌上中间放一檀香炉,香炉后摆一堂葫芦(五个),两边有“止静”、“求顺”牌，葫芦后置观音菩萨磁像。
炕沿挂自布(或白绫)，上画或绣海水荷花。
炕前地上置一黄布拜垫。
炕桌两旁设国个坐垫，坐四位在理资深道亲为陪座。
炕桌后正中设大坐垫，领众盘膝坐此。
理坛设置完备后，带道师把新理带到理坛前，再由引师领着在坛前拜垫上叩拜，称为“下参”。
“下参”后，引师跪在坛前说:“今有xxx带道，xxx求我弟子在坛前引一新师弟，愿得师傅传授新理，叫我坛前作一引师，引师二字不敢当,不过引的是新师弟,坛前一切道理道规谨请师傅慈悲下来。
"领众坐着回答说:“多引多带，多占造化。
”领众接着问新理说:“今有x爷带道，x爷为求师，x爷为引师，引你身入善门。
你在理是朋友所劝还是父母所逼?是否出于本心情愿?”在新理的人回答说:“出于我心自愿。
”领众说:“好!”领众即拉着新理的手念道:“我手拉你腕，对口传一念，得授圣佛理，同登菩提岸。
”接着对新理传授五字真言，他对新理说:“我怎么念，你也怎么念，念顺了一辈子造化。
”于是把“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一字一字的传念。
连念三遍之后，领众问新理:“你可记清了?”新理说:“记清了。
”领众说:“你自己念一遍。
”新理照念一遍，领众说:“好!以后念理就不这样念了。
以后念时，必须闭口、藏舌、舌尖顶上鄂、沉心浮气、气托心念，一气贯通。
这是默念五字真言的二十一字诀，你必须记好练好。
”接着领众再传授新理理门道理说:“咱们理门中的道理是孝敬父母、和睦乡邻，吃亏便是便宜，有便宜来不到咱家。
咱们理门的五字真言，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逢人不可告诉，告诉人如同坏理一般。
如有大灾大难之时，找无人之处，出口念真言三声，圣佛闻声，必有搭救。
”再接着领众对新理传授道规说:“咱们理门中有八戒:一戒烧香，二戒烧纸，三戒敬神像，四戒养鸡，五戒养猫，六戒养狗，七戒吸烟，八戒饮酒。
”可是领众紧接着对新理作自相矛盾的解释说:“不过，烧香的仍可烧香，烧纸的还可烧纸，不养鸡猫狗不成人家，唯有戒烟戒酒你可要切实记着!”我们老在理的道亲也认为理门的八戒，除戒烟戒酒外,其余的都是自戒自犯,首先理坛上就在烧檀香,就在敬观音神像，理门中有句俗话说:"我们理门是买理卖理不讲理。
"领众还对新理说:“咱们理门还有几个小戒，就是戒玩鲜花，戒带戒指，戒嚼槟榔，戒吃瓜子，这都是玩物丧志之事。
”领众传授完毕这些半通不通自相矛盾的所谓道理道规之后,很郑重的问新理:“你都听清楚了吗?”新理回答:“都听清楚了。
”末了,领众对新理说:“下去与你求、引、带师傅下参(即行礼),愿师弟你以后佛天造化。
”如此就算完结了点新理的仪式。
从此这个新理就算是我们理门的道亲了。

在理的男道亲称为“有门坎”亦称“大众”，女道亲称为“有拦布墙”或“二众”。
所以在理的人在遇见烟酒交际应酬场合，有人让烟让酒的时候，他就可以用“有门坎”三个字来婉辞，而别人也就不再强让，并且也就不怪他了。

理门中有不少道亲劝说他的老婆也在理，还把他的孩子从小就引到公所给点理，这称为“全家福”。
小孩从小就点理称为“童子理”。
这种“童子理”由于从小就没有沾染烟酒的环境和习惯，长大后也很少犯戒。

在理的人如果犯了烟酒之戒，以后又后悔，还可以锯理，称为“锯大碗”。
“锯大碗”也有简单的仪式，请求锯理的人，仍须由引师领到分所理坛参拜后，引师对领众说:“今有xxx师弟因病服药，误犯师傅戒律，现请求再为慈悲。
”领众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好，回头好，前番错过一笔扫。
好!你自己念吧!"锯理的人照念了一遍。
这就算把理又锯上了。
锯理之后，一般理门之人仍以道亲看待他。
有些道亲竟屡锯屡犯甚至达十次八次者，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向原来的公所去请求锯理，但可以到另一公所去锯理。

北京理门各公所经常点传新理，各公所点传的新理姓名都有一个专门簿子记载，叫作“求引录”。
每个公所平时每月约点传新理三五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如在斋期则点传新理的人数则较平时为多。
因此北京理门的道亲是逐月增加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理门的组织特别松，点理之后重犯烟酒之戒的人也不在少数。

据我所知，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二一年一一九三六年)这一期间，北京的理门为最盛时期，有些较大公所的道亲数目超过两千人，中小公所也都有一千多人,少的也在千人之上。
平均以每个公所二千道亲计算，则全北京五十个公所再加上远郊区无公所的道亲，估计道亲总数可达十万上下。
因为各公所的“求引录”都没有了，这个数目只能是估计。

六、理门公所的敛钱、迷信活动

各理门公所向道众的敛钱方法主要是“办斋”。
各公所一般每年在春夏秋冬四个季办四次斋，也有少数因情况特殊办不到四次或超过四次的。
所谓办斋，就是公所领众定期召集道众在公所大吃一顿，同时摆设理坛点收新理和举行一些宣传迷信的活动。
每次办斋，公所领众先得向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报准日期，总会一面用公函通知该公所所在地的警察分局知照和协助，一面到时派人前往参加办斋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从该公所办斋收入中分钱。

斋期之前，公所领众向所属各道亲大发通知帖子，并委托有活动能力的热心道亲向其他公所的道亲散发帖子请他们届时来参加。
因为参加的人越多，弄的钱就越多。
领众还向平素热心支持本公所的有力道亲恳谈、活动，要他购办所需用的米面肉鱼菜蔬等等。
表面上说是请他们暂时垫款，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多出钱或出实物。
道亲参加吃斋的叫做来“捧斋”，都得量力出斋份，三元五元都可，十元八元更欢迎，最少也得出几角钱。
外公所来捧斋者往往联合多人出献米面等实物。
这些斋份的收入，办斋当然开支不完，剩下的除了上交总会一小部分外，其余的都留作公所领众生活之用。
有时公所领众还举办临时茶斋，只招待吃茶，道亲也得酌出斋份，这更是不言而喻专为敛钱了。

北京各公所办斋，除了永定门外二郎庙一号公所是素席外，其他各公所差不多都是荤席，只是没有酒而已。
道亲吃斋时，没有让的习惯,一开始就大吃起来,而且像抢着吃一样,理门叫作“抢造化”。
曾有人作打油诗一首，讥笑理门吃斋情况云:“大肉大鱼偏说斋，无烟无酒亦开怀，争先恐后不须让，虎咽狼吞胃口开;遮羞巧言抢造化，人同此心何须猜，最是当家关心处，斋后能余多少财。
”这首打油诗确实描写出了理门吃斋的情况和道亲与领众不同的心理。

办斋之日除了大吃一顿之外，领众还摆设理坛点收新理和讲道，讲些理门须知或杨祖得道的迷信神话故事，也有时讲些“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灵应”的故事。
有些道亲为了表现他懂得理门的道理多，还跑到坛前给观音菩萨像添香叩拜，当众念“辞赞”。
其实所谓辞赞都是一些似通不通的迷信话，毫无意义。
尽管这些所谓辞赞俚俗不通,由于进理门的多是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因之看见别人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念辞赞，反认为他的道深。

当斋期领众坐坛的时候，往往有别的分所前来捧斋的道亲，在坛前念着向领众盘道式的辞赞，如领众当时答对不上来，是很难看的。
因之在坛前必派一个能说会道的资深道亲为“挡众”来应付。
有一次，我同几个道亲到西北店公所去捧斋，该公所领众很客气地把我们同去的四人请在坛上作“陪坐”，请我作坛前“挡众”，同去的人都替我担心，怕我应付不来。
我却心中有数，因我学过几句应付的辞赞。
果然来一位道亲到坛前上香后念了几句向领众盘道式的辞赞。
我一听他是来找事的，就答复他道:“清净无为实可夸，天下在理是一家，三清道，三宝法，师弟你问的是哪一家?四六八句成造化，胡说乱闹实难答。
师弟，你下山求造化去吧。
”同时对他客气地一笑。
这样他再无话说，就把这个意图搅闹的道亲给挡回去了。
但双方如果继续还有辞赞对答,各不相下,就会引起冲突甚至打起架来。

在斋期前夕，公所往往演“叫山”与道亲们看，这是既宣传迷信又藉此以广招徕的玩意儿。
“叫山”的布置概略如下:以一人中坐充观音菩萨。
观音左前方陪坐二人，一充五台山文殊菩萨，一充普陀山准提菩萨。
观音右前方陪坐二人，一充峨嵋山普贤菩萨，一充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四个陪坐之前站二人，站左者充韦陀，站右者充天王。
再前方设佛像，像前置檀香炉，炉前站一人为“挡众”。
演“叫山”的人(即叫山)先到“挡众”跟前念道“山高路远水又深，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里面是何人?”“挡众”回答念道:“虽然不是亲兄弟,相逢俱是同道人。
”“挡众"接着问道:“你由何处来，到何处去?”叫山回答说:“由来处来，上山朝佛。
”于是“挡众”让开，叫山进门对佛像添香参拜，然后进至韦陀跟前。
韦陀问:"你由何处来，到何处去,姓甚名谁,何处修炼，哪年得道?”叫山不答韦陀之问，反问韦陀:“你且休来问我，我先问你，你在何处修炼，何年得道?”韦陀回答说:"玉虚洞内修真性，七世童男修成站佛。
”叫山通过韦陀后，再依次向各山叫问，与各菩萨问答，其问答所用词句完全是些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修仙得道荒唐无稽的话。
在问答中有时装入自己的新添词句，使对方一时答不上来，因而有时为了各显其能,也往往冲突打架。
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北京的警察机关就不准各公所办斋时演“叫山”了。
演“叫山”一举，在有知识的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可是在当时理门道亲中却是最喜欢看，有些道亲甚至认为这就是诸神佛当年成佛得道的真事。
其宣传迷信，贻害之大，可见一般。

七、公所的领众和道亲的品级

在理门中，尽管以后有了全国性的总会组织，但中心的活动人物还是各公所的领众，因为没有全国性的总会组织之前，公所的领众便是独立活动的中心人物。
他熟悉理门中历代相传的历史故事和一切有关的迷信神话传说，他掌握着理门中道理道规，因为他们以搞理门为职业。

理门公所的领众绝大多数是无儿无女的,在没被推为领众之前，一般是热心于理门各项活动和熟悉理门一切情况的，在理门的道亲中有较高的品级，在道亲中有资望、有人缘。
这样在公所前领众圆寂之时，他就有资格被公求公保而继任这个公所的领众。
所谓公求公保，是理门推举领众的一个习惯法手续。
当公求公保的人，在道亲中最低需要有“帮众”或“八方催”的品级，称为公求师和公保师。
当前领众圆寂之前(病危时)，向领众申请公求公保某某道亲将来继任领众，得到前领众的认可，前领众死后，即在公所公布某某继任领众，其公布内容大致如下，“x公所前xxx法师因病圆寂，现由本公所承办请出公求师xxx、xxx、…....公保师xxx、xxx、...在xxx法师座前公求公保，蒙思放 xxx为xxx公所继任领众，特此公布。
”当公求师公保师的人数最少要五六十人。
当过这次公求师公保师的人以后对新任领众可以在理坛上不下参(不行礼)。

如果在某地新创设一个公所，其领众也必须得到当地道亲形式上的公求公保，才算合法。

各公所的领众除了道人道姑出身的仍旧道家打扮外，其余领众一般都穿着宽大质朴的灰布袍子和灰布坎肩，多留着胡子，衣襟扣子上挂着一串小葫芦和胡梳之类的玩意儿，手持念珠或铜环，言语行动都尽量表现道貌岸然的样子，见了道亲总是满口“多占造化”一类的瞎话，其实心里想的是怎样多搞几个钱。
领众都住在公所中，完全以此为业，除了办斋、办茶斋、设坛点新理外，还替人戒除鸦片烟瘾。
他替人戒烟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有效药，主要是用草药熬成的茶膏，是一种泻药，别名叫铁刷子，服后下泻，认为可以把肚肠内的烟毒刷洗干净，烟瘾自然就戒绝了，其实这是一种硬抗硬戒的办法。
有人来公所戒烟，药费就要十元。
戒的时候，一二天之内不准吃任何食物，只准喝凉水。
很多戒烟的人因受不了而偷跑，领众白落了药费，还说戒烟的人没有决心毅力。
当然也有这样硬戒成功的。
不过为数很少。

理门道亲家中有了丧事，公所领众必带着与丧主有交情的道亲到丧家吊唁，还在死者灵前念香赞和转咒，香赞词如下:“南无一梦断，西域九莲开，翻身旧净土，合掌见如来，早到西方去，莲花朵朵开，花开无数叶，叶叶见如来。
”转咒词如下:“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元通自在天尊命都城隍率领本方土地将故去亡魂xx x送至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清福，为善者路过金桥，寻生接引。
”接着领众再念往生咒。
领众这一套迷信的瞎捣鬼，会获得丧家的感激，除了大加招待外有时还给以报酬。

每到阴历过年，又是公所领众搞钱的机会。
领众以筹办公所佛前年供为题,手持年供缘簿,向各道亲募化。
缘簿上写着:新年好将届，所有本公所坛上坛下佛前供品尚无着落，恳请八方爷们鼎力维持，以成善举。
”每次年供的募化收入，数目也很可观，不下于一次办斋收入。

阴历除夕之夜十二时，领众为了表示报答一年所受的八方供养，还要“向天交表。
”先把佛前年供摆好，钟响十二时，领众亲到公所院中向天交表，表是用黄表纸糊的，表上写:“我受八方供养，就得给八方人消灾免祸，所有八方大众二众童子童贞一切驳杂琐碎疾病灾难都由我领众一人承受。
”领众在院中装模作样地先对天叩拜，然后亲口念表，念完焚化。
领众向天交表这个花头，平素很能骗取道亲们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认为领众“真是一心一意以一身而代替全体道亲的一切灾难”。
因而认为领众平素在道亲中搞几个钱是应该的。

以上所叙，是公所领众“理所当然”的正常活动，另外还有少数公所领众甚至搞钱不择手段，藉理门公所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
如宝善堂公所领众阎月庭原是妓院当伙计出身，当了领众后所收新理多是妓院中人，经常招来妓院的男女到公所聚赌抽头，妓院买卖人口，也到公所来请领众代写字据。
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又如悟修堂公所领众钟信贤(道姑)看见道姑马信修装神弄鬼深得各大宅院的太太小姐信仰，红极一时，便也学马信修的作法，装神弄鬼，欺骗妇女。
马信修说，妙峰山神傻哥哥附她之体，可以询问祸福、治疗疾病，深得段祺瑞宅眷的信仰，经常出入段公馆和各大公馆，骗取财务和托情说事，从中搞钱。

在领众之下的一般道亲有五等品级，由下而上为:"小催众”、“陪座”、“八方催”、“挡众”、“帮众”。
道亲中有品级的占很少数。
一个道亲如果平时热心公所的事，在财力人力上对公所的贡献比较大，领众就可以授以品级或提升他的品级，一般道亲也均以能得到一个品级为有面子,自然品级越高,在理门中面子就越大。
升到了“挡众”把可以代领众点新理，升到了“帮众”就可以代理领众职务，平素在公所中说话也有力。
五等品级是挨级擢升，领众授与谁某等品级时还教授某等品级的“法”，如小催众的“法”是“阿弥陀罗尼经”六字。
说穿了，所谓道亲品级的授予和提升，不过是领众借此搞钱的一种手段。
甚至领众有时直截了当地对某道亲说:“这次办斋,你贡献xx包大米,我授予你xx品级。
”

八、其他

在理的道亲有一个习尚，玩葫芦。
公所的领众自不必说，即普通的道亲家中桌上也无不摆着大大小小的葫芦，每天要用乾净布擦拭，使它变成自然紫黄颜色。
好像葫芦成了理门特定的标志似的。
相习成风，还形成了葫芦的规格和价值，以体形周正古奇为上选，并且要有本的(即葫芦上要带着原有的蒂把)。
如果葫芦的蒂把上还能有别枝而枝又结着小葫芦，那就更稀有名贵了。
五个葫芦为一堂，大的有二三尺高，小的仅寸许。
在公所摆设理坛，葫芦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以前，道亲中玩葫芦之风最盛，竞相购置一堂好葫芦摆在家中佛桌上以为炫耀。
当时一堂好葫芦的价值竟高达五六十元。

追究理门玩葫芦的原因和意义，谁也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种传说:当年杨祖修炼好道,到处显示神迹之时,身边常带着一个葫芦;因此以后理门组织扩大后，就习尚玩葫芦。
理门还有葫芦赞云:“葫芦乾坤、奥妙内藏、道通天地、理协阴阳。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不过俗语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崇尚葫芦,有叫人对理门也感玄妙的意思。

理门最主要的宗旨是戒烟戒酒，但是到了民国以后，在理的闻“闻烟”却在不禁之列,越是品级高,差不多越有闻“闻烟”的习惯。
据理门的许多公所领众自己分辩解释说，闻烟与鼻烟不同，是薄荷、荷叶等清凉性质原料配制的，闻之可以清心明目。
其实这是强辩的鬼话，闻烟也有烟叶的成分在内。
当时北京西四南大街万盛麻店所卖的闻烟最为理门所乐用。
不过理门控告过万盛麻店，说他们闻烟的配制有烟叶成分，有意破坏理门道规。
万盛麻店申诉说，他店所卖的闻烟又名明目散，不是专对理门发卖，理门的人要买着闻，不是本店的责任。
结果万盛店胜诉，仍旧卖它的闻烟，在理的道亲也仍照旧买着闻。
后来有些道亲闻“闻烟”不过瘾了，干脆买鼻烟当闻烟闻。
理门的闻人长春堂的经理张子馀也制造一种名叫“避瘟散”的“闻药”,原料也同万盛店的差不多,行销全国，因而发了大财。

民国以后，外国啤酒输入我国渐多，在交际应酬场中，非理门的人往往以啤酒对理门道亲相劝，说啤酒不是酒，于是理门道亲也借此说啤酒不是酒，于是饮啤酒在理门便被默认为不算犯道规。

理门这一组织,没有任何纪律起约束作用，入了理门之后，永远不去公所捧斋也没人管。
当然热心于理门公所各项活动的亦大有人在。
我在旧社会几十年，就是一个热心的理门道亲。
当时听了领众那一套“修道”、“行善”的迷信宣传，信以为真，因而对公所的活动就热心参加和尽量出钱出力，认为这就是“行善”，有“得道的希望”。
领众一找我说，这次办斋米还没着落,我就是当时没现钱也得到米店去赊米送去。
过年的时候，家中不论怎样困难，也得设法摆出一堂很好的佛供。
不但捧本公所的斋，而且热心于到别的公所去捧斋。
把老婆孩子也都引到公所点理，成为“全家福”。
直到日寇侵占北京时期，我亲眼看见了苑少农和谢天民争夺理门大杈的丑剧，又看见天桥坐地虎孙洪亮也当上了理门总会会长，又听说各公所有些领众为非作歹，自己才逐渐醒悟过来，认为过去是上了当，受了骗，才不再参加理门的各项活动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有张国禄编写，陈子坚整理，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