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文/孙海帆

引子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件文物，这是邓颖超于1944年12月24日写给她“曾经的房东”的一封信的原件，邓颖超信件原文为：“陈长蘅先生转赵佩珊太太：承蒙赁租曾家岩宅数年于兹，甚为欣感。
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复为祷！
专此顺颂！
冬安！
邓颖超谨致”

邓颖超信件手稿

信的抬头被称为陈长蘅的是被出租房屋的转租者即“二房东”，赵佩珊是原房主，邓颖超租赁的就是早在1961年3月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中山四路尽头曾家岩50号的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即著名的“周公馆”。

曾家岩50号（周公馆）外景（网络图片）

周公馆

周公馆为一栋中西合璧式带有大小两个天井的砖木结构建筑，二楼一底，通高约13米，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建筑面积882平方米，一楼有房间17间，二楼有房间10间，并有阁楼5大间。

曾家岩50号内景（网络图片）

而实际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名义租下的是是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另外的二楼西侧和前院小天井底楼的几间房屋在周恩来租住之前已有租客，他们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及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

贺耀祖与倪斐君及孩子（网络图片）

而被笼统地描述为周公馆“奇怪的院内住房组合”以及“与***人共居一室”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国民党人、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及夫人倪斐君，却是邓颖超租赁这栋房屋的重要牵线人之一。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前留影（网络图片）

租赁

关于邓颖超租赁曾家岩50号的具体过程，有这样几种说法。
据马铭德所写《陈长蘅与重庆周公馆租赁》一文：邓颖超自10月（1938年）到重庆后，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在关注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过程中，她结识了王俊英、陈长蘅夫妇。
1939年年初，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四处寻找房源，陈长蘅夫妇得知后，出于对中共坚持主张团结抗战的敬仰，夫妇商议后向邓颖超表示，愿意将曾家岩50号友人的房子转租给周恩来夫妇。

曾家岩50号老照片

而在另一篇题为《北伐名将贺耀祖和夫人倪斐君的传奇故事》文中则说：1938年1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当住所，倪斐君从胡绣枫处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与曾家岩50号房主磋商，取得房主同意，将一、三楼房间腾出，让给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

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都是中共地下党

相比之下，马铭德一文的中的信息主要来自1985年他见到已经97岁高龄的陈长蘅时，陈本人的叙述，陈的说法总体无误，但却没有提到倪斐君和胡绣枫，而后文所叙述的线索应该为：邓颖超寻找房屋的信息是由胡绣枫（胡绣枫为“红色特工”关露的妹妹，自己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归南方局领导）告知倪斐君，倪再将信息告知“房主”，其实是“二房东”陈长蘅，陈引导周恩来、邓颖超“将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看了个遍，觉得这所住宅离国民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山四路、上清寺很近，联系方便。

陈长蘅（1888年-1987年）

于是邓颖超拜托陈长蘅联系房主赵少龙见面洽谈，说明了租房意愿；并表示已与陈长蘅谈妥，有意将此住宅转租后，作为周恩来的私人公馆。
赵少龙知悉详情后慨然应允。
2月，邓颖超遂以周恩来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房间，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
（据马铭德文章）”。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办公室（网络图片）

人物

曾家岩“周公馆”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中国***人在此居住八年期间，代表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形形色色的敌人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关于他们的故事在党史、发布、相关回忆中已有详尽的宣传和介绍，如想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斗争环境，可以去周公馆亲身体验，因此相关内容本文不做展开,这里只介绍和“周公馆”相关的几个人物。

曾家岩50号的铭牌及介绍（网络图片）

据考，曾家岩因清代中期有曾国藩后人在此修建房屋居住而得名，但原房主赵长龙、赵佩珊夫妇是何时建造或购得此房产，因信息缺乏而暂不得而知。

周公馆内景陈列（网络图片）

关于赵长龙、赵佩珊的情况，目前披露信息多称“重庆地方人士”，而一位自称为他们外孙的“欣海86”则在网络上有限地披露了这对夫妇的信息，“欣海86”写道：

曾家岩50号曾经的房东赵少龙（1897年-1944年）（照片选自“欣海80”的微博）

重庆中山四路尽头的曾家岩50号，是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因该房屋是以周恩来的名义租赁的，又称为“周公馆”。
在“周公馆”的简介里，提到“这里原是赵少龙的私宅”。
但整个“周公馆”里没有赵少龙的照片资料，我谨在此贴出曾家岩50号原房主 、我外祖父赵少龙的照片，以示纪念。

赵少龙长女赵嘉玉（右）、四女赵蜀玉摄于1989年（照片选自“欣海80”的微博）

赵少龙，名赵咸貞，字少龙，成都人，出身年份约1897年，病逝于1941年。
赵少龙子女众多（墓碑上刻有十一个儿子的名），据我大姨赵嘉玉说：1947年2月，国民党武装包围了“周公馆”，在逼迫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以后，就查封了房屋，直至1948年2月，在“不准再租与匪人”的警告下，发还了房屋。
解放后的1950年初，邓颖超同志特地委托当时办事处的人员来看望他们，关心中共撤离后的遭遇，感谢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赵嘉玉大姨说曾家岩50号在1950年冬天就***给某企业了。

赵少龙四女赵蜀玉与外孙1988年摄于曾家岩50号

如“欣海86”的信息无误，可以看出赵少龙家境殷实、子女众多，应处重庆“地方富绅”的行列，而且他能和陈长蘅成为友人，说明他也应该是位有学识的人物，因为，以陈长蘅的身份，他的“圈层”绝对是“往来无白丁”。

陈长蘅1942年致友人信件手稿（来源:《复旦大学档案馆藏名人手札选》)（网络图片）

虽然陈长蘅是位“政府官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简任秘书、立法院委员和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抗战爆发后，还担任过抗战建国协会的常务委员，但他却是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陈长蘅《中国人口论》1918年版封面（网络图片）

陈长蘅生于1888年，四川荣昌人。
字伯修。
庚款第三批（1911年）官费留美生， 191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研究院硕士学位后回国。
历任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军需学校、巴县朝阳学院等校副教授，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教授等职，新成中学校长，立法委员。
1928年起，参加中国经济学社约二十年，曾出席三种国际会议。
1979年后，任上海人口学会顾问。
195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1987年去世。

陈长蘅《中国人口论》内页

陈长蘅是中国著名的人口专家，早年著有《中国人口论》、《进化之真相》，译有《美国现今的经济革命》等著作。
据马铭德文章介绍：“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长蘅随立法院由南京辗转疏散到了重庆。
1938年秋，陈长蘅的重庆友人赵少龙和妻子赵佩珊，为躲避日机频繁的空袭，全家迁到乡下居住，其坐落在重庆市区曾家岩50号的一处颇为宽敞住宅，就租给了刚内迁到重庆不久的友人陈长蘅夫妇。
陈长蘅到重庆后在立法院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夫人王俊英则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以拯救、培养在抗战中流离失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难童。
”

重庆歌乐山战时保育院教学区老照片（网络图片）

1941年曾家岩50号的房东赵少龙全家回重庆，清理他与陈长蘅代租的租赁关系，但赵氏夫妇一直坚持把房子租给周恩来，从未有过二话。
1944年，赵少龙不幸病逝，其妻赵佩珊一家顿时陷入窘境，生计难以为继。
邓颖超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法币十万元，亲手交给已在重庆兴隆场朝阳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授的陈长蘅，请陈长蘅转给一筹莫展的赵佩珊以解燃眉之急，收到此信后，赵佩珊感激在心，一直将此信珍藏，1955年，西南博物院将此信原件借走，后原件的收藏者姚黎民将此信正式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邓颖超1985年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网络图片）

其实，在1939年时陈长蘅作为“二房东”与中共高级领导周恩来、邓颖超多有来往，而在抗战结束后，他在上海又和周恩来夫妇成了邻居。
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是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这就是上海思南路的周公馆，而在名人故居众多的思南路，陈长蘅的居所离“周公馆”直线距离不足百米，陈长蘅与周恩来的来往也从重庆一直延续到上海。

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恩来故居（网络图片）

不止陈长蘅，当时居住在曾家岩50号的几位“国民党邻居”其实多数也一直追随着***，其中最早提供房产信息的倪斐君在此期间成为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陈列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内的倪斐君照片（网络图片）

在入住曾家岩50号之前，贺耀祖和倪斐君这对“老夫少妻”就已经是“鼎鼎有名”，贺是湖南人宁乡人，出生于1889年，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湘军和加入国民革命军期间以师长、军长、总指挥的身份参加过讨袁、护法、北伐等战争，曾经是赵恒惕、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在入住曾家岩50号时，他还是国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军统局实际掌控人是戴笠），而到了1939年底，他远赴苏联任驻苏特使，1942年12月又调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

贺耀组任重庆防空司令期间颁发的任职令（网络图片）

早在1937年，贺在担任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期间，他就和***人来往密切，当时他的湖南宁乡同乡谢觉哉任命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两人之前就认识，两家也私交甚好，于是，经常往来。
在此期间，贺耀祖经谢觉哉的多次“思想工作”和一番运作，释放了刚刚经历失败被俘的红四方面军刘瑞龙、魏传统等四名干部，同时关押在兰州监狱的很多政治犯，也被贺耀组释放。
（资料来源：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网站，李幸蔓《甘肃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倪斐君》一文）

贺耀组（1889年-1961年）（网络图片）

在谢觉哉、王定国的影响下，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不甘心当一个家庭主妇，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会长。
在甘肃的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妇女慰劳会曾成立歌咏队，演出街头剧，组织抗属工厂和妇女民众识字班，举行义卖和募捐等抗日救亡活动，并为伤病战士和难民服务，广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战斗，这样，倪斐君也在甘肃的妇女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中国妇女慰劳前方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合影（前排居中者是倪斐君）（网络图片）

在和周恩来、邓颖超成为邻居之后，楼上楼下，他们经常有机会接触。
不久，倪斐君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结识了史良、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接触面更加广泛。
她遵循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
虽然日久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但特务们碍于贺耀祖的关系，不敢轻易触动她。
贺耀祖对此也有所耳闻，多次劝阻她，她不以为然。
有时贺大发脾气，她置之不理。
国民党为了拉拢她，曾通过贺耀祖劝她填写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也没有得逞。
虽然贺耀祖和倪斐君在思想上、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贺并不强求夫人听从他的主张，之后，倪斐君秘密加入了中国***。

1937年9月14日《西北日报》关于甘肃妇女慰劳会募款的发布（网路图片）

时间到了1949年8月1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贺耀祖与龙云、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表反蒋起义通电。
同年年冬，贺耀祖离港赴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从此，夫妻俩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建国后，贺耀祖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职。
1961年7月，贺耀组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倪斐君则任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妇女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65年，倪斐君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
1966年6月，倪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去非洲访问，但两个月后倪斐君“受冲击”去世，年仅54岁。

解放后的贺耀组（网路图片）

除贺耀组、倪斐君夫妻，曾家岩50号还租给了另外两位国民党人居住，一位是时任“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刘瑶章，另一位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
这两位前者刘瑶章在1949年1月随傅作义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水电部顾问，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刘瑶章相关介绍资料（网络图片）

而后者端木恺其实也是位教授、学者，安徽当涂人，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及东吴大学法科，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法理学博士。
回国后，先后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教授、财政部政务次长等职。
只不过他解放前夕去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东吴大学校长等职务，端木恺著有《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入门》著作，同时还是位大律师，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离婚谈判，徐悲鸿聘请的是沈钧儒律师，而蒋碧薇的律师正是这位端木恺。

端木恺（1903年-1987年）（网络图片）

“笠邻”

陈列于周公馆内的董必武诗歌手迹（网络图片）

1958年，曾经长期在曾家岩50号工作的董必武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
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往人”。
董老称在此地为“栖身”，其中“三大维支”是“三明治”的英文音译，意思是国共分层居住犹如“三明治”一般，“戴笠为邻居在右”是一句带有方位提示的句子，意思出门往右就是“戴笠公馆”，董老夫人表述准确无误，从周公馆出门往右100多米就是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的原戴笠公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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