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兴成开办时，系由11人共集资1万元，分为10个股，每股1000元。
具体情况是：张鹤年出资2000元为两股，马建衡、张石亭、张志远、李凤山、高瑞祥、贾永兴每人各出资1000元，各为一个股，赵东升、杨进、董世昌、李殿雪,每人各出资500元，各为半个股。

协兴成的最高当权者是董事会，下设监理、襄理、经理、副理。
具体职务是：监理张鹤年，襄理张石亭，经理赵东升，副经理张志远、董世昌，会计王超群以下伙计共9名。

协兴成是商业兼作坊，前面经营五金，后面作坊编制竹藤家具。
该号开业时前面3间门脸，经营竹藤制品、藤材、工农用品、小五金、水泥、油漆、棉丝、臭油等400多种商品，这些商品畅销四郊以及附近各县，获利甚厚。

1940年副经理董世昌通过关系，得到信息，知道大兴纺纱厂需要用大量硫化氰颜料，遂购了一大批硫化氰，又通过关系售给大兴纺纱厂，从中得到一部分利润。
借当时开拓中山路之机，1941年将协兴成改为聚兴永，经理赵东升也改名为赵木源。

商店改名为聚兴永后，各股东均以分得的红利进行倍股增资。
由过去1000一股增为3000元一股，总的资金增为3万元。
同时，还扩充了人力股。
如监理张鹤年由不吃人力股改为吃5厘人力股，襄理张石亭仍吃5厘人力股，经理赵木源吃1分4厘人力股，副经理吃1分1厘人力股，董世昌吃7厘人力股，王超群吃4厘人力股，安树林、王春福吃7厘人力股。
随着资金增加，铺面和业务范围，较前也有所扩大。
铺面由原来3间，扩为4间，又买了12间房作为编制工房。
经营项目，增加了大五金、颜料、石棉板等。
从业人员由13人增加到20人。
在北京、天津均设有驻店，业务十分兴旺。

该号还注意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年年盈利向外投资。
一是聚兴永取得利润后，不断以企业或个人的名义用红利向外投资，扩大财力范围。
据账面记载，1940年该号从企业盈余中提出2000元与该号股东之一的高瑞祥在本市合伙开设裕兴厚笼箩五金行，高瑞祥任经理，赵木源的三弟任副经理。
从此两号携手合作经营，包揽了当时铁路局、兴中公司和大兴纺纱广等3家的业务。
二是1941年为了扩大业务范围，以赵木源、张石亭、张鹤年、张志远、董世昌、王超群6人为代表向本市集亨银号投资1.3万元，占该银号资金的45%，借以在本市金融界大显身手。
三是该号经常在北京驻人采购商品，为了在北京五金行中扩大影响，树立威信，联系当地商人集资7万元在北京成立聚丰太五金铁货局。
该号出资5万金，占资金总数的71.4%，从而该号在北京建立下了立足点，为扩展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该号编制竹藤品所需用的藤线，不能从香港进口，来源断绝，造成生产无原料，被迫于1944年撤销制售竹藤制品作坊，专门经营商业。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经济日益贫困，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而聚兴永却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年年获利，岁岁增盈。
其主要致富之道，首先是通过关系抓住了铁路局、兴中公司（包括陉矿务局炼焦厂）和大兴纺纱厂等3家的大宗主要业务；再是在自己内部的经营管理各方面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方法、措施，因而得到了兴旺发展。

一、倍股增资少分红利。
该号原来每股1000元，1941年1月分红时利用企业红利，把企业每股值增加到3000元，从中提取红利2万元。
如以1941年股息分红为资本的3倍来计算，一年就分红6万元。
以此用本得利，再用利变本，用这种滚雪球的方法，逐渐增加企业实力。

二、宽打厚成，增加实力。
该号一年一结账，在年终结账盘存时宽打厚成——贬低货值。
其计算方法，采取八五扣（1949年后八扣），即货值1元者按8角5分计算。
据1941年至1945年这5年当中，共积厚成为2033031元，扩大了企业积累。
附表如下：

三、三马分肥，低工资多馈送。
该号的分红办法是：“三马分红”。
每年年终结账时，先从盈利中提出馈送部分，然后按人资三七分红。
在工资方面把企业全体人员分为3个等级，即经、副理为一级，每年工资100元；会计是二级，年工资80元；三是一般的伙计店员年工资40元。
到年终则用略高于工资总额的办法予以馈送。
如1940年年工资为1334元，而馈送总计是3266元，比工资总额高104.48%。
还让会计和伙计共3人，分别吃上不等数的人力股，以此来鼓励职工为企业积极工作。

四、借助外力，赊销商品。
当时北京、天津的大厂商为了推销各自企业的商品，采用赊销，或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结账的办法。
该号为了借助外援，从北京、天津的厂家赊销商品，仅在天津峻源永五金行，每年赊销达5万余元。
从东方永明油漆厂赊销各种油漆30余吨，从而更加充实和扩大了该号的经济实力。

五、依靠银钱业，作为资金的补充。
该号资金较为雄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营有方，资金周转灵活，因而取得同行业与银钱业的信任，使许多银号钱庄主动找上门贷给款，所以在业务上更加活跃。
据不完全统计，该号与天津、石家庄两地的益恒昌、同祥、同广隆等15家银号，都有业务联系，大大充足了资金周转。

此外该号的主要三个主顾户中有三个股东，他们是张鹤年、贾永兴、马建衡，都是有实权说话算数的人物，在各方面能得到关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了石家庄。
他们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恣意拽刮民财，不顾国计民生，致使各行业生意萧条，聚兴永的业务亦随之下降。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新生。
聚兴水与全市工商业者一道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获得了恢复与发展，在供应市场需求与解决社会就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1955年对批发商进行改造时期，聚兴永改为国营，全体从业人员得到安排与使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