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史书并无任何交代，历来诗评家也未曾着眼于此，故笔者此文只是在近些年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尝试性的解答，多有臆测之处，而不敢妄称全备。
考察生平年谱，二人是时空可能有交集的机会有两次。
一次是开元十八年到开元十九年（730年—731年）此是李白初入长安之时；另一次是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742年—744年）此是李白受诏入京、特受恩宠之时。
白天性好交游，这几年的长安生活，使李白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却独独没有王维。
下面我将对此事进行尝试性解答：
一、开元十八年到开元十九年（730年—731年）
王维少时便以文章音律得名，十九岁时，得岐王与玉真公主的帮助，京兆府试，取得解头。
按一般的见解，既为状元，日后必定飞黄腾达。
但情况并非如此，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在开元八年（720年），也即王维中状元的次年，朝廷便明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早年结交的贵人对他便再无擢升之用。
开元九年（721年），王维任太乐丞，因“黄狮子”一案又被谪为司仓参军。
可以说，王维的仕途是高开低走，并不顺利。
在诗名上，王维彼时创作且流传下来的名作并不多，查《右丞年谱》可知，名作只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等，支撑其诗名的《辋川集》等重要作品还未创作。
所谓“得名”，大约也只是因为音乐上的天赋。
再加上开元十八年李白入京，正值王维因痛失伉俪而沉沦在野之时。
王维与其妻特为情深，丧妻之后，“孤居三十年”。
此时正值王维情绪极为低落之时，很难萌发嘤嘤求友之念。
而李白此时正踌躇满志地入京，遍干诸侯以期展露雄才，对于政治地位不高、诗名也未显露的王维来说，李白很难会主动去结交这样的朋友。
再者，李白入长安，是寄食于玉真公主的别馆的。
这栋别馆距离王维住处长安百有余里，且环境十分恶劣，有两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可以为证，下举其一。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沈沈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
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
可见玉真公主并未善待他，此行李白是颇为不得意的，于是写了许多怀才不遇类型的诗。
“若无清风吹，香气味谁发”（《古风·孤兰生幽园》）、“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感遇·可叹东篱菊》）、“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所以秋末李白便离开了长安，开始了游山玩水的“岐、邠之行”。
二、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742年—744年）
天宝元年，在至交元丹丘（旧说吴筠举荐李白，误）与贵人玉真公主的帮助之下，李白受诏入京。
此行李白一开始是颇为风光的。
刚从泰山游玩回来的李白，饱览山河之气，秋时得诏入京，英气勃发，作《南陵别儿童入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
来到长安，得到唐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赐食于前，御手调羹”的恩宠，贺知章更是称其为“谪仙人”。
此时留下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警世通言》中《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章，高潮处便是这一时期的。
李白好结友，开元年间便有一个“竹溪六逸”的小团体。
来到长安，又有了“饮中八仙”的团体，且另外“七仙”如贺知章、王琎、左适之、崔宗之个个都是煊赫一时的名士。
同一时期李白结交的还有李龟年、卢象、独孤驸马等名流。
可以想见，当时李白交往的都是一流人物。
而此时王维呢？王维因为改元而从左补阙迁为库部郎中，然而这仍然只是一个小官。
与如今大红大紫的李白相比，实在冷清得很。
查《右丞年谱》，此时王维所作多是与朋友裴迪、苑咸、兄弟王缙的赠答。
这实在是两个阶级的交往团体，彼此不相往来是可以理解的。
王辉斌先生认为李白彼时极可能没听过王维之名，依我见不大可能。
王维年少成名，十九岁“赴京兆府试”便“举解头”，此事虽给王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对其知名度的提升应是无疑的。
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
（《新唐书·王维传》）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作乱，因为安禄山“素知其才”才任命王维作给事中。
若当时无一定的社会影响，想必不会声闻于安禄山之耳。
《唐朝名画录》中记载王维、王缙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世。
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苑咸酬答王维诗诗题称“当代诗匠”；以上诸例，皆可证王维当时已诗名颇显了。
二人绝不相交，怕还是以二人之地位差距与性格原因为主。
三、性格与信仰差异
太白自24岁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有“已将书剑许明时”之句足见其初出毛犊的勃勃雄心。
但遗憾的是“遍干诸侯”，却毫无结果。
别匡山（唐·李白）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风摇拂槛垂。
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
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终于在开元十八年（730年，白30岁）来到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期望于京城一展抱负。
白素来自负奇才，却不能走寻常读书人发迹的科举之路，原因在于其社会地位低下，父亲是个商人，唐人科举规则是“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
此行又有干谒奇文《上安州裴长史书》一篇，颇能见白之心迹。
他说自己是“本家金陵，世为右姓。
”右姓，就是豪门贵姓。
明明是最低下的商人出身，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右姓呢？如果这一条是唐人一贯的自吹自擂的传统，那么他日后还有诗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
”一会儿说自己是金陵的豪门大姓，一会儿又说自己是陇西的武将世家，这是为什么呢？依我见，恐怕还是为了遮掩自己不太光彩的商人出身吧。
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出一代诗仙李白自负的背后，其实是暗藏着自卑的。
第一次入京，他心雄万夫却一无所获，只落得几个月后黯然离京。
第二次奉诏入京却只获得个虚职，沦为太平天子的掌上玩物，最后赐金放还。
一个人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对自己的期望预设又过高，那么当他碰壁于冷酷现实时，不免对自己产生怀疑、放大自卑的心理。
但越自卑就越要自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要说不屑于得到。
但李白有自己的道德支拄，他是绝不肯苟合浊流的，这使他可以昂首说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出身、时运、性格使他更加倾向于“道家”一路。
他的理想进可以出仕、进不可得，退可以求仙，可以“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过上自由随心的生活。
而王维和李白不同，他性格偏向懦弱，没有李白的棱角与强项。
他很得诗人宰相张九龄的赏识，在张九龄的运作下，王维才擢升到右拾遗的位置。
但后来张九龄在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失败后，王维并没有站出来为张九龄说话，只是写诗宽慰他。
但一方面又接着写诗阿谀新宰相李林甫，不能说王维心底就一定尊崇李林甫，但他的忍尤攘诟以保持官位，在士林看来显然是缺乏气节的表现。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兵入长安，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获”。
安禄山授以位置时，他也是忍气吞声地接受。
安史之乱后，即使士林对王维没有表示鄙夷之意，恐怕王维自己也会自生厌恶吧。
仕途上的污点、性格上的缺点，再加上一个信佛的家庭环境，使得王维更倾向于具有“忏悔意味”的佛教。
一仙一佛，一放一敛，一刚一柔，二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使他们有数年同居长安的生活，互不相见或者互不打扰也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结言
李白、王维是盛唐诗史的两座丰碑。
徐增《而庵诗话》“诗总不离乎才也。
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
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
”
但无论“天才”还是“人才”，首先都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所应有的心理我们都可以拿来猜测与分析。
本文便是立足于一些基础史料和诗歌文本，对李、王二人不相交往的原因做出的一个尝试性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