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他出生于1913年。青少年时期，谭启龙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三岁时失去了父亲，十岁时失去了母亲。后来，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为地主放牛。沮丧之下，谭启龙萌发了抵抗的念头。
江西永新是革命最先点燃的地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是永新著名的“三兄弟”。贺敏学甚至领导了永新暴动，被毛主席誉为“暴动第一人”“
1928年，15岁的谭启龙加入共青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期间，谭启龙先后担任永新县少先队队长、湘鄂赣省少先队队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谭启龙可是出了名的红小子，
1933年，毛主席在瑞金召开了谭启龙家乡永新县等八个县贫困群体代表会议，他作为永新县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与人聊天。有一天，毛主席找到谭启龙，问道：“你是哪个县的？”
谭启龙：“我是永新县人。”
毛主席听后笑了：“我们是半个同胞，咱们好好谈谈吧”
毛主席说自己是半个永信同胞，但道理其实很简单。他的妻子贺子珍是永新县人。
毛主席问谭启龙：“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在永新呆了很长时间，你是永新人？你家里还有谁？”
谭启龙讲述了他的悲伤。同年，他三岁丧父，十岁丧母。后来参加革命，担任少先队队长。毛主席闻言，神色有些凝重。他说：“你这个牛郎，扔下长鞭去参加革命吧，得到”
毛主席还鼓励谭启龙不仅要努力工作，还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
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次见到谭启龙，都会叫他“牛仔”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不是所有红军指战员都参加了长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下来。谭启龙就是其中之一。
谭启龙历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游击红军统一改编为新四军。
谭启龙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苏皖特委书记、浙东区党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谭启龙先后担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并兼任政治部主任。
1948年，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启龙被任命为三野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王嘉楠时任第七兵团军长。1956年，王嘉南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5月，根据中央命令，谭启龙来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三反”、“五反”和手工业改造。
1952年，毛主席来到浙江考察，会见了省委书记谭启龙。毛主席微笑着说道：“牛仔，我们是在瑞金认识的。很简单，就是省委书记。”
谭启龙听到毛主席的称赞非常高兴。他说：“我一直牢记主席在瑞金对我说的话，并且努力做好，所以我取得了进步。”
1954年，谭启龙调任山东。当时，中央要任命他为省委第一书记。不过，考虑到山东的具体情况，谭启龙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陈毅，建议他聘请一位老人物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可以担任第二书记。
于是，时任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的舒同来到山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5年授予爵位时，毛主席建议已经在当地工作的人不要参加授予爵位。因此，毛主席带头，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没有参与授予称号。
谭启龙当时也在山东工作。因此，他虽然是团级上将，却没有参加颁奖。
在山东工作时，谭启龙遭遇大跃进运动，谭启龙日夜焦急。1961年，毛主席视察山东时，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讲述了山东的情况。你觉得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吗？”
想了想，谭启龙谨慎地说：“大跃进对农村影响很大。”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听说害虫吃掉了很多庄稼，为什么呢？”
谭启龙回答：“麻雀，当四种害虫被消灭时，所有的麻雀都会被消灭，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害虫。”
后来谭启龙说了很多话，毛主席听后说：“你可以说实话，而且没有把脸打肿假装胖，这很好。”
随后，谭启龙被任命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文革期间，谭启龙受到批评。1969年，谭启龙突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委员。此后，他一直留在北京。
1971年，毛主席接待了谭启龙，得知他还没有工作。毛主席告诉周恩来，他将为谭启龙安排一份工作。不久，谭启龙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后又升任第一书记。
此后，谭启龙先后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谭启龙从一个放牛娃，到解放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一步步走来，全凭他自己的本事和能力。
建国后，谭启龙转到地方，先后在浙、鲁、闽、青、川五省的担任领导工作。
谭启龙身边有个警卫秘书，跟随他多年，深受其影响。直到去世前的那一刻，警卫秘书还说：“首长，我够本了”。
放牛娃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1933年6月25日，毛主席在瑞金主持召开了“8个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这场会议，谭启龙参加了。
会上，毛主席坐在小方凳上，与到会的贫农代表亲切交谈。这种感觉，让谭启龙感到非常地温暖，毫无拘束感。
当毛主席来到谭启龙这组时，他微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在家时做什么？”等。
谭启龙一一回答，说他是黄塘村人，3岁时父亲去世，10岁时母亲被国民党的挨户团逼死了。
此后，谭启龙就被姐夫送到叔父家放牛，当了一个放牛娃。14岁那年，谭启龙加入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主席听后，鼓励他：
“放牛娃是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
”
毛主席的话，如同一股暖流流入谭启龙的心间，让他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此后，谭启龙便如猛虎下山一般，在多次战斗中，表现格外出色。话说，有战斗，就会有牺牲。
谭启龙曾无数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从参加红军的那天，他就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
他曾说，自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6年底，谭启龙因劳累过度吐血了。
当时，正是山东野战军进行“宿北战役”、“鲁南战役”。两个战役首尾相连，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歼灭了敌军的3个整编师和1个机械化装甲师。
在宿北战役最紧张的阶段，谭启龙劳累过度，吐血了。此时的战争形势十分关键，谭启龙忍着剧痛，继续照常工作。
战役结束后，谭启龙指挥的部队不怕劳累，快速调整部署，转投到鲁南战役。
两场战役下来，谭启龙的身体遭受到很大的创伤。
这天，谭启龙靠在战场上的一棵大树下闭目缓神。
警卫员江祥康发现他时，看到大树下有一滩血，见谭启龙面无人色，周围又没人，一时间，他急得眼泪刷刷地流。
江祥康是抗战时期参加的新四军，1945年起，成了谭启龙的警卫员。往后，两人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一起战斗和工作。
在谭启龙的回忆录中，有写过这样一段话：“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和江祥康建立了很深的革命友情。”
说起来，谭启龙是孤儿，没有兄弟姐妹，一直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就是比兄弟还亲。
谭启龙被江祥康的哭声叫醒了，他温柔地安慰道：“没有关系。”
接着，谭启龙伸出手，指着战场说：
“你看多少同志都牺牲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不知道多少同志今天还在，明天就没有了。红军时期，中央派了我们46个干部去湘鄂赣苏区工作，现在还在的没有几个人了。我能看到今天，够本了。”
这番话给江祥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他临死时都记着。
1992年，在谭启龙身边工作了47年的老战友江祥康去世了。得到病危通知后，谭启龙立即赶来医院，他守在江祥康的身边。
江祥康撑着最后的气力，对谭启龙说：“首长，我够本了！
”
这句话，实在是太令人动容了。谭启龙后来每次说起此事时，总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几十年前，谭启龙说得一句“我够本了”，没想到会在这位战友的心中留存这么多年！
不需要课堂，没有说教。
江祥康说，首长打仗，从来在前边
解放后，谭启龙在浙江工作，江祥康作为警卫员也到了浙江。考虑到今后国家主要搞建设，要有本领。谭启龙就和江祥康商量，要送他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
江祥康在战争年代，也没学过什么文化，得到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非常地高兴。
期间，谭启龙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山东。不久，江祥康毕业了，就近留在了浙江工作。
1960年，山东遭到了大灾，作为省里主要负责人，谭启龙又累倒了。这时，谭启龙希望江祥康能来山东协助他。
江祥康得到消息后，马上就从鱼米之乡赶到了当时困难重重的山东，担任谭启龙的警卫秘书。
一来山东，江祥康就跟着谭启龙下乡救灾，两人形影不离。
据记载，谭启龙在山东工作期间，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的基层，最多的时候，有近一半的时间在下面。
为了把工作做好，谭启龙顾不上家。作为谭的警卫秘书，江祥康也是顾不上家。
说起江祥康在山东的家，简直太过简朴。有一回，江祥康领着谭启龙的三儿子谭大新来家玩耍。
谭大新后来在回忆录上，这样写道：
“一间房子，除了床几乎没有家具，所有的行李、油盐酱醋和炊具，都放在一张床板上，屋中间是一个煤球炉，煮着一锅萝卜。”
谭大新待了一会儿，出来后，他问江叔叔：“杭州的家是不是比山东的要好很多？”
江祥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了这样一句：“你爸爸打仗，从来在前边。”
意思很明了，首长从四川到山东，不也是这样的条件转变吗？他作为警卫秘书，有什么不妥吗？
江祥康跟随谭首长这么多年，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首长提出什么要求。同样，谭启龙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自己的事，向上边伸手。
值得一提的是，谭启龙调到山东来，组织让他主持山东的工作，在大会上也宣布了这一决定。可谭启龙却向中央打报告，希望派水平更高的同志来，他做助手。
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
一，谭启龙回忆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
1945年夏，抗战形势急转直下。7月26日，中英美政府发表《波斯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在日本政府不予理睬的情况下，8月6日和9日，美国的两枚原子弹分别投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9日，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向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等发起全面进攻。
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日伪武装，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命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待向敌伪“擅自行动“，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待社会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枚编。这些命令，充分暴露了他仇视人民武装，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真面目。
8月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何克希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对敌伪军通碟)，命令浙东各城镇的日伪军向我军缴械，听候处理，否则将“坚决予以消灭”。
同时，在军事上采取积极有力措施:由张拜翔副司令员率三支队、五支队全部及二旅一个团和三北地方武装，横扫三北地区的日伪军据点。由张俊升、王仲良率二旅主力和四明地方武装，牵制余姚守敌，相机进攻鄞西日伪军据点。令淞沪支队、海防大队、金萧支队武地积极行动，迫使日伪军缴械。
从8月13日开始，浙东我军在各个地区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在三北地区，我军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桥、庄桥等日伪军据点20余个，直逼宁波、镇海城下。其中8月18日攻克姚北重镇周巷，歼灭伪军一个营，缴获日本造曲射炮两门、迫击炮一门。在奉化箫王庙，争取伪军一个连投诚。四明地区，我军连克部江桥、集市港、布政市、石楔、西成桥等重要据点，兵临宁波城西。
郸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西次增援，毙伤伪营长以下官兵4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淞沪地区，淞沪支队于8月16日，攻占了上海市西南郊北新径伪上海市保安警察总队第一大队，俘伪官兵100余人。接着又扫清了南汇县城四周的大团镇、李家桥、六灶、新场、七宝等据点;李家桥一战，我军俘伪大队长以下400余人。继而解放了南汇县城，这是我浙东游击纵队解放的第二座县城。在金萧地区，金萧支队于8月19日对诸北三江口伪军据点发起进攻，激战4个多小时，攻克据点。
同一天，八大队又奇袭了金华重镇孝顺，1个中队伪军全被我俘虏。这几天。真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根据地党政军民群情振奋。几乎每天都有新消息报来，报告攻克了什么据点，准备攻克什么据点。因围攻的据点很多，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不够用，有些任务就交给民兵。慈北的掌起桥据点就是由民兵围困3天，迫使200余伪军投降的。广大群众也自觉行动起来，烧毁日伪军据点、哨卡、篱笆等设施，以满天火光迎接抗战的胜利。
在浙东我军的不断进攻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除几座县城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三北、四明、会稽、淞沪地区的日伪军。我缴获各种炮7门，轻重机枪49挺，步马枪1300多支。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得到空前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和抗战胜利后我党公布的十九块解放区之一。
8月15日，日本国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从前方到后方，从军队到地方，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到处沉浸在欢呼胜利的喜庆之中。
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谈判，最后签订《双十协走》。
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双十协定〉签订这段时间，浙东我军的任务变动很大。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央和华中局先后三次发来指示，调整我军的战略部署。第一次指示，命令我浙东主力部队离开浙东，前往沪杭线两侧，配合兄弟部队夺取上海。这时淞沪支队已打到上海市郊区一带准备配合地下党解放上海，何克希同志率领部队挺进到宁波城下电厂处，作好攻城准备，还打算让杨思一、彭林率金萧支队来四明山集中。
但还没来得及执行，第二次指示又到了。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已空运部队到上海。沿浙赣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己到杭州、海盐、海宁等地，决定放弃进攻上海。命令浙东游击纵队除留部分人员原地坚持外，主力迅速南下，与浙南武装会合，开辟闽浙边根据地。为此，我们区党委研究，决定何克希、张俊升等率二旅等部队在浙东坚持斗争;我和张翼翔，张文碧、刘亨云等率区党委机关和主力南下，与浙南的永乐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汇合。组成一支新的部队，由张翼翔和余龙贵分任正副司令，我为政委、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部署完毕，还派出了一支小部队，沿途侦察通往浙南道路的情况。
正待出发时，9月20日中央第三次指示又到了，决定我军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几个解放区金部撤出。华中局转发了中央这一指示，同时命令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少数精干武装隐蔽坚持外，在7天内金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这一命令对我们来说是太突然了。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真像黄河决口似的漫无边际地奔腾起来。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坚持四明山的艰难岁月，突破姚江，转战三北，一幕幕一幅幅难忘的场面，又像图画似的映进我的眼帘。何克希同志看了那份电报，和我一样，从读完电报起便担负了感情的重担。我们不但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应该承认，七天内北撤会有很大困难。要准备那么多船，要组织一支庞大的水上部队。让1.5万多人北渡杭州湾，跨越沪杭铁路，横渡长江，任务确实非常艰巨。
我们更明白，在北撤的道路上，敌人已布满了障碍。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困难。而现在我们痛苦的是:我们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热血灌灌过的土地，离开数年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我与何克希同志遥望上虞城东山上的古塔，真是思绪万千。
为了执行命令，不容我们过多的犹豫。9月22日，区党委召开会议，何克希、张文碧、杨思一、秘书长顾德欢、浙东行署主任连柏生、纵队参谋长刘亨云等参加了会议，研究和确定北撤的部署、路线以及领导人的分工。会议就北撤间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决定张翼翔、刘亨云率五支队和侦察队到三北地区会合海防大队，封锁钱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船只，确保北撤用船。同时电情苏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
二)、决定公开建立“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由朱拱山、黄明同志担任正副主任，设法与我党驻南京办事处保持联系。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保护不能随军撤走的兵工厂、后方医院、印刷厂等后勤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安全。
三)、决定以纵队司令何克希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宁波的国民党专员俞济民和天台的“绥靖指挥部”指挥陈沛，说明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平民主方针，以大局为重撤离浙江，要求对方保证我方留守人员的安全。
四)、因金萧支队远离三北，故命令全萧支队除留精干力量就地隐蔽坚持外，兼程到上虞集中。
五)、决走将“抗币”限期收回。以布告的形式通知持币者，立即到指定地点，用“抗币”换回粮食和现金，每元换大米一斤，以避免根据地人民的损失。
六)、估计到部队撤退后，国民党要在根据地内搞白色恐怖，为减少损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决走，若国民党采取镇压政策，各地下党组织可以秘密通知一些党员同参加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成员一起，向国民党机关“自首”登记，以保存力量。
七)、决定由区党委宣传部长顾德欢同志起草一个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即《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在(新浙东报》上刊登。
八)、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和短小精干武装在浙东坚持隐蔽斗争，并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由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后北撤)、朱之光等负责四明地区，马青负责全萧地区，王起负责三东(镇海、奉化、郸县三县东部)地区。要求他们坚持党的旗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这些人的任务都是分别谈话部署的。
23日，区党委又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部队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因会议开得急，路途较远如金萧等地的同志没能及时赶来参加。我在会上宣布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及区党委关于北撤的新部署，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求大家行动起来，保证安全快速地完成北撤任务。
由于五支队、淞沪支队及海防大队、警卫大队的努力，胶东、苏中根据地的大力支持，更由于浙东沿海人民的金力帮助，到9月底，在古窑浦至临山的沿海各渡口已集结了300多条大小船只。为了防止国民党乘我军北撤之机进行偷袭，浙东区党委和纵队部决定分路北撤，并约定以江苏青浦为中途集结点，然后过长江去苏北。
9月28日，进至余姚的国民党九十八军一部配合“浙保”及伪军突然袭击驻周巷的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经全面反击，于敌以重大杀伤，敌一团长被击毙，俘敌200多人，撤获轻重机枪20多挺，长短枪200余枝。
周巷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杭州湾南岸消灭我部分主力的阴谋，而且保卫了三北地区北撤的安全，为整个部队的北撤赢得了时间。
北撤主要分三路。9月27日，我与顾德欢等率领党政机关人员、军政干校、警卫大队、三北特务营等共3000余人撤离上虞城，向三北渡口开进，30日，集结在古窑浦准备北撤。此时，古窑浦海边已站满了人，有我们的战士、干部、地方工作人员、船工和当地群众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在那里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我军北撤的消息。当我登船宣读军部关于浙东新四军北撤的命令时，我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了，我听到从群众中传来的呜呜哭声。当我们要登船时，人群喧哗起来，群众纷纷扑向我们的战士，握着战士的手，互相诉说着。“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要忘了四明山”，“不要忘了三北”。战士们也齐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仿佛也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眼睛湿润了，模糊了一。
船慢慢地离开了海岸。走远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才回到舱里。但一会儿，我又回到船尾、举起望远镜，发现古窑浦海岸的人群还没有散去，还在挥着手。
我们这一路一帆风顺。第二天便安全在奉贤旧城登陆，同前来接应的淞沪支队会合，然后继续北上，渡过黄浦江，绕过虹桥机场，按预定地点到达青浦，等待后续各路部队。
何克希司令员率领的一路，先由纵队副司令张俊升和朱人慢带领二旅于10月1日在余姚临山大墩丘上船，次日拂晓在海宁的黄湾登陆。3日，二旅政委王仲良率余上大队也从黄湾登陆，与先行的二旅主力会合。当天下午因得知国民党军队向黄湾逼进，王仲良、张俊升、来人俊等研究决定向东转到海盐的橄浦，并发电让后来的何克希率领的五支队到橄浦登陆。10月4日上午，二旅转移到橄浦，但立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激战到傍晚，最后才决定突围北上，后经奉贤乘船直到苏中，但此时已无法通知何克希转移登陆地点。
10月5日拂晓，何克希率部在橄浦登陆，橄浦镇是浙北要地，有5000多人居住，城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筑有两人多高的坚固城墙。由于张俊升部的撤离，何克希部一登陆就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的四十师、一O八师等7个团优势兵力的进攻。何克希司令员沉着指挥，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五支队迅速占领橄浦。但橄浦三面的大小山头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背后又是大海，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何克希与支队领导研究决定，上午坚守橄浦，然后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乘天黑突围北上。经过一天的拉锯战，我军乘天黑突出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在我军北撤途中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这是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途中一次关键性的战斗，不仅予敌以重大杀伤，而且由于牵制了敌人的重兵，从而有力保障了纵队顺利北撤。然面，历时16个小时的血战，我军付出了伤亡223人的惨重代价。
第三路是张翼翔、张文碧、刘亨云、杨思一等率领的三支队、四支队和金萧支队。10月1日，张翼翔率领四支队在庵东相公殿一带渡海北上，途中因遭台风袭击，支队长程业乘和政委林达等被风刮回相公殿。金萧支队由于路途遥远，日夜兼程，10月6日在临山登船，第二天在浦东靠近奉贤的海岸登陆，与先期到达的张翼翔等会合。10月12日，被台风刮回相公殿的程业棠、林达率领的四支队一部，会合了张任伟的嵘新奉大队从相公殿渡海经奉贤北上。10月7日被台风刮回的三北独立营和慈溪、镇海两县机关工作人员于11日起陆续到达浦东。最后到达的是搞后勤交通船只的吕炳奎、张大鹏率领的海防大队。
浙东游击纵队到达浦东后，战斗在黄浦江两岸的淞沪支队为纵队的北撤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控制了浦东沿海地区和黄浦江的一些渡口，还准备了充足的船只，保证部队渡黄浦江的需要。在生活上，他们为纵队提供了一切服务。纵队在青浦期间，上海地下党刘长胜同志带领上海的工人、学生、及各级代表携带大批慰问品前来慰问。许多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跑到青浦参观这支来自杭州湾南岸的抗日部队。
宁属特委书记王文样同志因病不能随部队北撤，我们把他送往上海党组织住院治疗。但终因病情过重，不幸病逝。另有一些因病或女同志不便随军行动，安排他(她)们经海上和上海到苏北。
10月13日，我与张文碧、刘亨云率司政机关与三文队、五支队、金萧支队从青浦出发，于20日到达常熟的南丰。21日，伪中央税警团、伪上海保安队两千余人分三路向我进攻，我军进行猛烈反击，毙伤敌数十人，俘敌200余人，缴日式小钢炮2门，重机枪1挺、步枪1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22日与何克希率领的四支队、五支队、淞沪支队同时分头渡过长江。11月3日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区党委、浙东行署等党政干部15000余人，经过近1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苏中根据地的东台。
随后，我与何克希带随从驱车直上淮安、淮阴，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到。因为我们已与他们失去联系达3天3夜之久，他们已经非常着急。刘少奇、饶漱石、张云逸、粟裕、邓子恢、张鼎垂、谭震林等看见我们安全到达都非常高兴。我向他们汇报了北撤的准备工作，以及克服困难北撤的经过;另外汇报了苏浙军区四纵队策应我部渡杭州湾北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漱浦战斗，苏南南丰战斗的经过;还汇报了部队的编制、干部配备等情况。华中局要求我们在涟水进行短期整训，然后兼程北上开赴东北。从此，这支在杭日战争中立下不朽战功的英雄部队又走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征途。
二，谭启龙回忆成立9个多月的渡江先遣纵队战斗历程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把长江以北的自卫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思想，曾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3个纵队南渡黄河以后，由粟裕率领，先行渡过长江，深入到闽、浙、赣、皖等东南省区，同当地游击队结合，建立根据地，以吸引国民党军若千个整编师去江南，为我中原地区主力大量歼敌，转变中原战场形势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粟裕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建议，考虑华东和中原战场的局势，只要我军能高度集中兵力，积极创造战机，是可以在中原继续大量歼敌，并转变中原战场局势的。因此，一、四、六纵暂不宜渡江南下，先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几个主力，再渡江执行新任务，并提出对淮河到长江间派出数路有力的游击兵团，对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等具体意见。
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在此期间，由该兵团派出10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一、四、六纵队暂不渡江，但决定由一、四、六纵各抽一个精干的团(实际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营)，配备轻型精良武器，并由华东局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先遣纵队，先行渡江南下，进入皖(南)浙闽赣，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结合，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迎接大军渡江南下创造有利条件。
1948年5月31日，陈毅、粟裕签署发出关于渡江先遣纵队的组成与任务的指示:
“(一)华野一兵团仍须留中原地区作战一时期，故决定改派谭启龙、饶守坤等率一、四、六纵先遣队(每纵约1000)人)先行南渡，以开展东南游击战争。
(二)为加强东南实力，又不致减弱中原之作战，除马长炎之加强营继续南渡外，决定孙仲德率三十三团全部亦与某部南渡皖南区行动，该团即脱离淮南建制，改属江南工委及江南游击纵队建制。望孙、马率三十三团等部即作渡江准备，待谭启龙电令再行渡江。
(三)江南工委以谭启龙、孙仲德、饶守坤、李步新、宋日昌等同志组织之，以谭为书记，统一领导皖浙赣闽各地工作。在军事上，为不过分刺激敌人，只组织江南游击队(对外不必布告)司令部，统一指挥一、四、六纵派出之先遣部队及马长炎(一个加强营)、孙仲德(三十三团)等部及江南地武，并以孙仲德为司令，饶守坤副之，谭为政委。”
当天，先遣纵队在河南蹼阳组建，正式命名为“江南游击纵队”。纵队党委命名为“江南工委”，我任工委书记，李步新任(原山野第七师副政委)副书记。孙仲德(原山野第七师参谋长)任纵队司令员，我兼任纵队政委，饶守坤(原六纵第十八师师长)任副司令员(7月底，饶调七支队后，由彭德清继任)，李步新兼任副政委，宋日昌任政治部主任。
先遣纵队下辖直属队(番号为中原部队独立支队)、一、四、七等3个支队。一支队司令员刘亨云(7月，刘负伤后由谢忠良继任)，政委杨思一，参谋长洪隆(冯萌东)，政治部主任陈雨笠;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清(兼)，副政委朱辉，参谋长康林，政治部主任赵荣;七支队司令员罗维道，政委黄光。7月底，罗、黄调走，司令员为饶守坤(兼)，政委杨家保。随军南下的江南籍或原在江南工作的地、县、区各级地方千部，组成3个干部队，分别随各支队行动。朱人俊任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朱辉兼任四支队干部队政委，马长炎任七支队干部队政委。先遣纵队所辖各支队进军目的地:一支队进军浙江，四支队进军皖赣，七支队进军福建。
为适应先纵组织形式及江南敌后斗争对党政军骨干尤其是军事骨干的需要，参加先纵的干部，从师团营到连排班都降级使用，战士全由正副班长和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组成。全体指战员中，党员占70-80%。随先纵共同南下的，还有华野司令部通报台和新华支社。
8月上旬，粟裕又派出华野总部侦察科科长严振衡，率领部分参谋人员、电台及一个侦察营，随先纵先行南下，到长江边侦察渡口、敌情，组织船只，为粟兵团南渡作准备。
由于先纵司令部没有参谋长、参谋处长，也没有警卫部队，严振衡奉命兼先纵参谋长，明确侦察营兼有保障先纵机关安全的警卫任务。待先纵渡江后，严及所属参谋人员、侦察营则留在淮南路西沿江地区，等待迎接粟兵团主力。
10月初，为开辟长江北岸安徽和(县)含(山)地区工作，又把先在该地坚持斗争的华野四纵特务团和四纵十一师三十三团第二营合编成先纵独立支队，马长炎任支队司令员，高立中任政委，方志明任副政委。10月18日，又以先在和县南义地区坚持斗争的华野四纵十一师三十三团第一、三两个营为基础，加上罗(维道)、黄(光)干部队，组成罗、黄支队，也称九支队，罗维道任司令员，黄光任政委。
罗、黄支队拟从和县南义地区分道渡江进入闽西。
5月16日晚上，朱总司令由陈毅和饶漱石陪同，向在蹼阳整训的华野一兵团营以上干部作报告，先纵干部不限级别，全体参加。朱总司令作关于时局、政策纪律和建军问题报告。绝大部分同志平生第一次见到总司令，聆听了总司令那亲切、朴实而又深刻的讲话，心情激动，倍受鼓舞。5月21日晚上，陈毅又向先纵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详细阐述了党对进入新解放区的政策原则。
6月6日，先纵各部先后经蹼县南渡黄河至郡城。6月8日，在华野一兵团驻地玉皇庙，粟裕和我、饶守坤、李步新一起，研究了先纵的渡江部署及江南工作。随后，又先后召集先纵团、县以上干部到兵团部开会，研究渡江、时局、新区政策和各支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后的方针、任务。粟裕和钟期光直接听取了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会间，豫东战役打响，粟裕即去前方指挥，令先纵担任警戒菏泽敌人出犯的任务，参加豫东战役。
6月15日，为掩护一兵团部队南下，先纵开驻菏泽、民权、兰考、开封一线，主要任务是警戒菏泽敌人出犯。6月18日至21日，配合三、八纵队攻占开封，阻止商丘敌西援，令先纵担任破袭陇海线柳河至民权段铁路。先纵指战员们翻铁轨，烧枕木，铁路翻身，夜色中火光融融。6月21日至25日，配合一纵在曹县、民权一线阻击敌五军七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师、八十三师等西援开封，先纵移驻唯县、陈留、通许、尉氏一线，担任侧翼警戒。6月29日，配合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先纵开驻唯县，阻敌七十五师、七十二师向东突围和抢占唯县。饶守坤副司令率四、七支队位于雎县城;我率一支队、直属队、干部队位于唯县西郊杨屯，担任警戒。
部队在行动中不断与土顽打遭遇战，俘虏还乡团和国民党军散兵200余人，缴获部分机枪、步枪。干部队协助主力部队参加了处理俘虏工作，同俘虏进行个别谈话，宣传我军政策，了解情况，让俘虏自行取决去留，培养诉苦教育积极分子。
在配合豫东战役中，先纵伤亡约30人。7月6日，敌机狂炸我一支队阵地睢县贵延砦、王店、董店一线村庄，仅二营就伤亡10余人。7月7日晨，敌人猛烈炮击我一支队阵地雎县于庄，支队司令员刘亨云上围子观察敌情时，被弹片击中胸部，受重伤，由谢忠良接替。
由于我军战役计划变动，敌五军进逼，先纵奉命于7月6日至9日又由雎县向北转移，越陇海路，至定陶。7月10日至12日到成武县的阎楼。7月13日，粟裕和唐亮、钟期光亲临先纵驻地，就先纵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步骤、策略，以及各支队工作地区的划定、干部的调整、统一领导思想等问题，向团、县以上千部再次一一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先纵就在阎楼誓师南征。指战员们为先行打回江南去的历史任务所鼓舞，无不意气风发。一路上人行矫健，马蹄轻捷，由成武向东南行进，经单县、丰县、场山，再次南越陇海路，过永城，于7月27日渡涡河，到涡阳县境。在涡阳县的孙集，部队进行了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休整，也是先纵即将远离大后方的最后一次整训，为进人敌后，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豫东战役胜利结束以后，8月5日，粟裕又亲临先纵驻地涡阳，向连以上干部作报告，特别讲了要加强团结，服从命令，反对无政府、无纪律;讲了游击战争的四点原则:(1)造成部队的热情，(2)造成群众的热情，(3)造成敌军内部的恐慌，(4)造成敌统治机构内部的恐慌。
8月6日，粟裕率指挥部西去。从此，先纵开始独立执行党交给的南进任务。
8月8日，饶守坤、杨家保按照华野前委的有关指示，率领七支队单独南进，与纵队分别。纵直、侦察营和一、四支队在涡阳、蒙城间开始强渡淮河的准备。一面派出侦察连，查明蚌埠和淮河渡口南岸的敌情及淮河水情，选择渡河点，征集船只;一面对部队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原定8月20日渡淮，后因蚌埠、寿县间敌人增援，再加连下暴雨，淮河泛滥，报经粟裕同意，推迟至9月中旬，乘我军主力发动秋季攻势，蚌埠驻敌可能北调之机渡淮。
9月下旬，我军解放济南以后，津浦线、临淮关与蚌埠守敌纷纷北移，我部即连日冒雨南进至怀远县境。10月5日12时开始渡淮。在徒涉淮河以北内河泛滥区三里水路后，纵直、侦察营、四支队到达常家坟渡口，一支队到达马头城附近渡口。为防空袭，部队分批过渡。由于我军白昼突然渡淮，事先保密严格，完全出敌意外，加上警戒严密，船只准备有序，船等人，而不是人等船;又由于时值深秋，适逢西风，扬帆东渡，急流顺水，船行迅速，到下午6时全部安全渡过淮河。
一过淮河，即入敌后。一支队先锋连在渡河时遭到守敌一挺机枪阻击，牺牲了一名战士。四支队在强占桥头堡时，牺牲了一名班长。在穿越水(家湖)—蚌(埠)铁路，炸铁桥、打据点时，一支队又有两名正副班长负伤。当晚急行军，走的都是山区羊肠小道，过考城，越水—蚌铁路，次日清晨到达定(远)、凤(阳)、怀(远)游击根据地曹家店，与坚持淮南地区斗争的江淮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孙传家、政委杨效椿、专员罗平等同志会师。同志们无不为一步步实现向南行进而兴奋鼓舞。有的同志欣然作诗:“胜利渡过第一关，阔别三载大米饭;革命不分南与北，英雄到处打江山。”
四分区位于津浦路西，淮南路东，纵横百余里，有6个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我部到达时，群众把我们认作当年战斗在淮南的新四军二师，亲切地欢呼:“你们回来了!”沿村路旁，男女老少，列队欢迎，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新四军军属老幼相扶，注视着行军中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想从中认出各自的亲人，直至队伍走完，纷纷叹说:“这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生活在边缘区的军、烈属，在我军北撤后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摧残，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怎么不早来!”群众诉说:“你们来了，我们晚上可以在家睡个好觉了。”原来边缘区的群众为躲避土顽夜间抓人勒索，每晚都睡在田里。随着我军的活动，农村中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大军来了好翻身，打倒老蒋享太平，打倒老蒋分田地。”
当时，根据孙仲德司令员发自江边的来电及侦察营派赴江边侦察人员的汇报，沿长江之敌警戒严密，先纵部队不大不小，暂时不能立即实现偷渡长江的计划。因此，工委决定在淮南的行动方针:由工委率纵直、侦察营、罗黄干部队及朱辉所率干部队的部分皖江干部，先行南下无为地区，与孙仲德司令、马长炎支队长会合，进一步了解沿江情况，作出渡江计划，开辟沿江自江浦至裕溪口间的工作;一、四支队暂留四分区战备待命，一支队在北，四支队在南，配合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游击区域，随时准备渡江南下。
工委率纵直和侦察营等从定远向东南继续南下。这时，孙仲德派方志明率领独立支队一个营，到黄山至全(椒)、合(肥)公路以北地区接应。10月17日到达和县境内距长江仅40里的西陈村，与孙仲德、马长炎会合。
当我们进到和(县)、含(山)地区，望见长江中轮船的桅杆和烟囱冒出的黑烟时，我们隐蔽迫近江边的行动，即被敌人察觉，敌人3个团就开始追踪我们，同时加强了沿江防务。江上敌艇日夜巡逻，江岸增设了据点，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扫荡”、“清剿”。
10月20日上午11时，敌安徽保安团第三、七两个团，及整编四十六师一个团，加上敌曹良文部常驻和县的常备队，分成六七路，向我军驻地娘娘庙、范桥包围合击。当时我们只有5个战斗连队，其中马支队3个连，侦察营2个连，和干部队1个警卫排，前有堵截，后有追击，两侧还有敌策应、增援，情况紧急。我军英勇奋战，与敌苦战至黄昏，打死打伤敌人180多人，终于从和县城下冲出重围，我亦伤亡连级干部3人，排级干部2人，战士80多人。至晚向北转移，由官渡渡滁水，翻山岭，通宵行军120余里，于次日上午10时过浦、合公路，进至大马厂附近。四支队奉纵队命令，接应纵队司令部及所率部队转回藕塘地区集结，战备休整。
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向含山城西北突围而出的侦察营，亦于23日顺利归建。
11月19日，在无为地区，敌又向我罗、黄支队大举进攻。在反扫荡战斗中，我三连打得只剩90发子弹，牺牲营长、协理员、正副排长等150余人。
根据沿江的敌情，工委对沿江工作的部署，改为划分地段，由各支队分别负责，组织沿江工作委员会，随带便衣短枪加强连，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各自开辟一个地段的工作。支队主力仍分别留在津浦路西及三官山地区，待机渡江。
同时，纵队将原拟乘敌不备，偷渡长江的计划，实际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报告华野总部，粟裕随即指示先纵:坚持淮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待机南渡。
先纵各部，以一部分部队和地方干部，按工委原部署，抓紧渡江工作;主力留淮南敌后，协助地方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2日，一支队三营在合肥县香庙驻地，与定远出扰的敌整编四十六师十九旅五十七团发生遭遇战，毙、伤敌50余人。我纵担任掩护的八连牺牲9人，伤17人。10月20日、21日，一支队进袭定远著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牛登峰部据点张桥，俘匪20余人，缴获枪支一宗。10月30日下午，敌约4个团分头向我纵直驻地定远得胜集及一支队驻地安子集进攻，一支队二、五两个连，在掩护纵直、支队安全转移的战斗中，负伤15人。11月18日，四支队夜袭大马厂据点，守敌逃窜。
部队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地方武装统治区活动，掩护地方干部开辟开作。10月17日，一支队干部队派出一部分同志，协助分区进行征粮工作。11月3日至12月13日，又派出干部50多名，其他支队也都派出干部队，由地委分配到县、区委任职，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为准备大军南下在本区歼敌，或渡江作战在本区过境，解决宿营、粮食、烧柴、民工等所需，这是当时地方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减租减息，健全或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自卫，扩大民兵，发展县、区武装。还有一部分干部分配到边缘区，加强情报工作。干部队下去的同志，团结当地的坚持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政策等)和群众路线，坚持开辟和扩大了淮南游击区。在边缘区情报工作中，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
1948年11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期间，先纵奉命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具体任务是协同江淮四分区和后来南下到淮南路东的江淮独立一、二旅，全力以赴，辗转破袭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蚌埠至浦口段，切断徐州敌军南逃、物资南运的后路，及宁、汉敌军北上增援的通路。
先纵各部坚决执行华野总部命令，先集中全力破袭淮南路、津浦路，后又集中力量不断破袭津浦路。
11月12日，一支队破袭淮南路下塘至罗集段;四支队、纵直、侦察营和马长炎、方志明一部，破袭津浦路施郑至管店、张八岭段。破袭津浦路时，与敌交警总队发生战斗。
1l月20日、23日与12月1日、7日，一、四支队、侦察营破袭津浦路张八岭至沙河集、管店段;12月8日、11日、17日，破袭津浦路滁县至沙河集段，三汉河至草山黄段。
当时津浦路沿线敌军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守兵相望，戒备森严。淮海战役开始后，又增设据点，每隔二三里路即有碉堡一二个，还有机动兵力护路。铁路两侧20里内地段，又是日军先前制造的无人区。我们每次破袭，往来赶路总在百里以上。部队一部分担任翻铁轨，炸铁桥，剪电线，掩护民工掘路基，抬枕木，扛电杆;一部分担任警戒，袭占碉堡，与护路敌军作战。我们夜间破路，敌人白天修复，我们再破，敌人再修，如此反复破袭，贯穿淮海战役全过程，使敌人始终未能发挥利用津浦路快速运输的优势后退或前进。
直至淮海战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以后，敌李延年、刘汝明两部放弃对邱、李兵团增援企图，先纵才奉命解除破袭津浦路的任务。
11月26日上午9时半，驻滁县敌六十六军十三师，率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3个团全部，向我纵直和一、四支队驻地定远藕塘进攻。纵队决心反击，歼灭敌人。以干部队坚守藕塘镇东面的塔山;以一支队从藕塘镇正东和东南向北阻击，严重杀伤和打垮敌人;以四支队从藕塘镇东北向南迁回，断敌退路;并以侦察营居中，在一、四支队的结合部由西向东攻击犯我塔山阵地之敌的侧背，诸路合击，聚歼敌人。四支队在迂回反攻中，正遇到迁回进攻我藕塘背后的大批敌人，四支队转为防卫阻击，用炮火大力杀伤敌人。激战终日，至下午6时，把敌人全部击溃，毙、伤敌约200人，俘敌50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宗。仅一支队就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汤姆枪5支，步枪20余支，子弹数千发。
我伤亡约200人，其中一支队牺牲分队长郭雅荣等36人，负伤88人;四支队伤亡20余人。史家书大队长(副团长)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光荣殉职，葬于藕塘镇北面五六里路的山地。这次战斗，使敌三十七团丧失战斗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气势汹汹而来，灰溜溜地退去，从此龟缩滁县据点，再不敢向我大肆进犯，为我以后继续破袭津浦铁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军民，群情振奋，当晚藕塘满街灯火，庆祝胜利。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南敌军纷纷南窜。先纵奉命与江淮军区淮南部队共同担任在蚌浦路上阻敌南逃的任务。又奉命相机进占国民党安徽省会合肥。
1949年1月20日晨，先纵进至肥东梁园附近，前卫部队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王曙东、牛登峰部打响，敌一触即溃。我俘敌10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100余支。同时，迫使敌梁园自卫队70余人放下武器。1月21日凌晨3时，我们进至合肥附近磨店子，前卫部队又与敌驻合肥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两个团打响，激战约1小时，敌仓惶南逃，城内守军仅留部分保安队。傍晚，根据纵队决定，宋日昌与四支队一大队先头人城。随后，纵队直属机关进驻合肥城。国民党第十专员公署、合肥县政府及4个保安中队即向我投降，合肥解放。城乡群众，燃放鞭炮，列队欢迎我军相继人城。
1月22日，四支队收缴了降军4个保安中队的全部武器。随后，一支队又收编了合肥东郊大兴集国民党地方武装人枪200余。
继解放合肥之后，我七支队于1月24日解放舒城、桐城;独立支队解放含山、巢县;九支队到了三河、庐江、肥西上抵。同时，江淮部队解放滁县。长江以北安徽大小城市全部解放。
合肥市于1月22日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宋日昌任主任。同时建立城防司令部，孙仲德任司令，我任政委。军管会设秘书、财政、文教、社会、交通5个处。1月23日正式开始工作，先后召集国民党机关团体人员，“民主同盟”人员，中小学教职员座谈会、报告会，分别向他们阐明了形势、政策(主要是对旧职人员、工商业、减租减息、城乡地方武装、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等政策)、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颁布了城防司令部戒严令，限期登记反动党团特工人员及民枪，并解答了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对于在我军入城前后合肥市出现的“民主同盟”的组织和活动，军管会根据工委的决定，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和政策:
(1)对于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所领导的民盟，我们抱友好、合作、互助态度，但对张申府一流操纵的“民盟”，我们不予承认。至于合肥市的“民盟”，我们没有得到中央、华野前委的有关指示，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证明他们为沈钧儒、章伯钧所领导，因此，我方不能正式承认。他们不仅不应同我们建立两党的组织关系，而应暂时停止一切合法的、公开的活动，并把全部组织系统、负责人和盟员的名单、履历，用书面形式详报军管会。
(2)对他们在我军进城以前印发“告合肥同胞书”，欢迎人民解放军，做了一些维持城市秩序的工作，表示赞赏。
(3)严正批评了他们在我军进城以前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名义印发《人民解放军新的十大纲领口号》的错误行为，要他们正式登报声明和收回;还指出他们自动搞武装活动，不符合民盟不搞武装的纲领。
对城市贫民的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发放了10天救济米应急，并着手发动群众，安排人民生活。
合肥军管会于1月31日结束，工作全部移交江淮军区派来合肥接管的黄岩、郑抱真等同志，成立合肥市政府。先纵工作人员全部归建。严振衡及所属侦察营，于1月底离开先纵和合肥市，去安庆、浦口段进行沿江侦察，为大军渡江作准备。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我军消灭。华野总部要先纵报告淮河、长江沿岸的情况，我大军南下进行渡江作战的形势日益逼近。党中央决定建立安徽省委，任命宋任穷为书记，我为副书记。
1949年1月2s日，中央令华野解除先纵的单独渡江任务，于合肥集结待命。
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统一整编。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七兵团下辖第二十一军(原第二纵队)、第二十二军(原第三纵队)、第二十三军(原第四纵队)、第三十五军(原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合编)，司令员是王建安，我任第七兵团政委，姬鹏飞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原第一纵队编为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原一纵司令员叶飞任十兵团司令员。调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任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彭德清任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副军长，七支队司令员饶守坤任九兵团第三十军副军长。
我接到电报后即刻起程到野战军总部报到。其他同志也分赴新的工作岗位。先遣纵队及干部队由杨思一、谢忠良暂时负责，继续进行沿江侦察，控制船只、渡口。2月14日，野战军指挥部又命令先纵领导以孙仲德、李步新、宋日昌为主，谢忠良、杨思一为辅。
3月初，先纵奉命开赴蚌埠，实行改编，其中连级干部半数、排级以下人员全部，直赴徐州，归特种纵队建制，作为建设现代化机械兵团的骨干(到特纵的人员:一支队大部分参加坦克团及特校，四支队大部分参加野炮团，七支队大部分参加高射机枪营及野炮团，直属队大部分参加教导团);其他半数连级干部和全体营以上干部，到蚌埠待命，分配工作;原在淮南坚持斗争的部队，归还原建制。独立支队的二营归建于华野四纵三十三团，其余成为炮三师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的骨干基础;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归华东局统一分配。这样，成立9个多月的先遣纵队，由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就分别归入华东野战军新的战斗序列。
三，谭启龙回忆孟良崮战役华野一纵担任穿插分割以及阻援围歼重任
我纵在张店、周村、淄川、博山之间地区集结休整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主要工作是总结战斗经验，训练基础骨干，进行立功诉苦阶级教育，溶化转变解放战士。工作虽然很忙，尤其我们这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人更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但由于不行军，不打仗，放心地吃饭，安稳地睡觉，体力得到了恢复，大家心情愉快，情绪高涨。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的8个月中，我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71万人，仅在山东战场就歼灭国民党军25.3万人。国民党在军事上全面进攻遭到失败，政治和经济上也陷入严重危机。国民党军吸取其多次失败教训，为挽回败局，改变作战方针，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
从3月中旬起，国民党陆续调集其精锐部队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迫使我华东野战军决战，以实现其占领整个山东之目的。其布置在第一线的兵力为汤恩伯、王敬久、欧震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约25.5万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于3月下旬相继侵占泰安、大汉口等地。至4月初，敌人又打通津浦路兖州至济南段并侵占鲁南山区。接着敌人又打通临沂至充州公路，同时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向新泰、蒙阴地区进犯。
在这种情况下，我华东野战军决定发动泰(安)蒙(阴)战役，从东西两翼打破敌人的进攻。我纵为执行野指作战计划，于3月底结束胶济线整训，4月问全纵往返穿插于蒙阴、泰安、充州、新泰之间，进行了40余天的连续频繁的战斗行动。4月22日至26日，我纵配合华野兄弟部队全歼泰安守敌整编七十二师主力2万余人，俘敌中将师长杨文泉等师、旅级军官7人。并收复泰安、肥城、宁阳等县城。
4月29日至5月1日，我军又对青驼寺、垛庄一带的敌人发起反击，歼敌两个团。至此，泰蒙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但由于敌人保持高度警觉，采取了密集平推、稳步前进、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而我军耐心持重不够，因而多数未能达成预定目的。5月3日，野指决定以第六、一两纵先后插至鲁南敌后，第七纵队南下苏北，以求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
泰蒙战役后，国民党集中了3个兵团计17个整编师，自临沂、泰安一线分3路向鲁中山区进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于5月上旬多次电示华东野战军:“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又说:“请考虑第一第六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以歼击”，“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华野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一、七纵停止南下，已经插入敌后的六纵暂不撤回，相机而定。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待敌前进时再打。
我军主力东移后，国民党统帅部果然产生了错误的判断。顾祝同于5月10日下令各部“跟踪进剿”。5月12日，敌整编七十四师占领三角山、马牧池等地。鉴于该师已稍突出，与其两翼友邻间出现了空隙，华野首长遂决定歼敌整编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该师全系美械装备，为国民党军甲种装备师，号称“五大主力”之一，师长张灵甫恃功骄横，与其他部队矛盾较深。该敌几次与我军交手，尚未受重大打击，也助长了其骄狂气焰。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是华东我军的夙愿，同时对震撼敌军，沮丧敌士气，鼓舞我军民的信心也将起极大影响。
鉴于我们第一纵队接连打了几个战役，特别是莱芜战役，我纵担任主攻任务，比较疲劳。所以孟良崮战役开始部署时没有我们一纵的作战任务，只把我纵作为总部的预备队。开作战会议时，叶飞司令员没去，由我和何克希副司令员参加会议。会上，研究部署时却发生了变化。
在作战会议上，陈毅司令员对这一仗的打法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是一般的军事原则。在敌人强大兵力展开进攻时，通常是打击敌人的侧翼有利，但是当敌人连续遭到这种打击而防范严密，特别谨慎，同时中央之敌却比较轻敌冒尖，并疏忽大意，而我军又在其附近隐蔽了相当兵力的情况下，采取一面抗住援敌，一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中央之敌的战术，同样可以达到战役胜利的目的。这次围攻敌整编七十四师，就是这种打法。要把敌七十四师刻割出来吃掉，就需要一支部队楔入敌人纵深，切断敌七十四和敌二十五师的联系。
会上经谭震林副政委提议，决定由我们一纵担任西线穿插分割任务。其原因是我们一纵经常担负穿插分割任务，比较有经验。野战军首长要我和何克希表态受领任务，由于叶飞没在，我们暂没表态，决定回去向叶飞汇报商议后再表态。
叶飞听了我和何克希的汇报，立即飞马去华野指挥部。陈、粟、谭三位首长又当面向叶飞交待了我们一纵的具体任务:第一纵队为右翼迁回攻击部队，主力自旧寨以西楔入，割裂敌整编七十四师与整编二十五师之联系，尔后配合友邻部队围歼敌七十四师;同时以一部阻住蒙阴敌六十五师东援。
陈毅司令员最后对叶飞说:“总之，任务艰苦，责任重大，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你们任务完不成，整个战役部署就完了。我们已把独立师加强一纵，你就有四个师兵力了。一纵战斗作风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
叶飞接受任务回来后，我们召开了有4个师的师长、政委参加的军事会议。大家交换了意见，叶飞司令员作了具体部署。他说:“同志们，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惜牺牲完成任务!一定要分割敌整编七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并从中间穿插过去!”
叶飞说到这里，目光对着几位师长、政委扫了一遍，接着部署道:由他率第一师攻取塔山、尧山，打掉敌二十五师的牙齿，割断敌二十五师和七十四师的联系，并阻击敌整编六十五师东援。以第三师为第二梯队。以第二师、独立师由何克希副司令和我率领，攻占天马山、蛤蟆周、界牌、垛庄，径直冲人敌阵纵深，与友邻会师后全力攻击孟良崮。
5月13日黄昏，战斗开始。就在我一纵部队开进时，敌整编七十四师也正向孟良崮开进、收缩。由于两军行动非常靠近，敌人的行动我们都看得见。我们知道他们是敌军，敌军却以为我们是他们的友邻整编二十五师。部队迅速前进。如果稍一停顿，敌人就会发觉是“共军”，双方一交火，我军就会吃亏。因为我军在山坡中，而敌人则在两侧山地。
这时作为第二梯队的三师攻占了蒙阴东曹庄南北有利阵地，阻击由蒙阴东援敌整编第六十五师。同时利用敌军各求自保的心理，以一部分兵力对整编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攻占了黄斗顶山、尧山，使该师误以为自己受攻击而无暇他顾。
第一师则攻取塔山、尧山，切断敌二十五师与敌七十四师的联系。我和何克希随同的二师和独立师在太阳西下时从坦埠向南猛插，并于14日2时，攻占天马山、界牌、蛤蟆固等要点。独立师攻占垛庄，继而又占领了285,330高地及大场，切断了敌七十四师由垛庄向北的退路。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每次战役任务确定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担负任务的困难程度，敌人特点，敌人战斗力以及我军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做好宣传鼓动和战前动员，要求指战员明确所担负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任务。一旦战役打响，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掌握战役发展情况，随时了解敌人动向。
我们缴获了敌人一部电台，用来专门侦察敌人情报。孟良固战役一开始，无论部队攻击到何处，我都死死守住电台。
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觉我部队抵达其周围，后路被我军切断时，立即命令部下固守孟良崮及以西600,540,520一带高地待援。张灵甫声嘶力竭地命令，我在电台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把了解到的敌军情况及时报告给叶飞司令员，供他在指挥作战时作参考。
14日，部队在敌纵深的战斗十分激烈。塔山、尧山被敌重占后又被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不时告急。蒋介石得到战报后，亲自指挥作战。他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并且地形有利，周围又有援军靠拢，正是与华野决战的良机。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一面督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牢牢吸住我华野主力，一面急调10个整编师向蒙阴、青驼寺靠扰，妄图以强大兵力夹击我华野主力，实现其决战意图，同时解整编一七十四师之围。一纵的各个阵地，累遭敌军攻击，险情迭出，战斗十分惨烈。
针对这种严重局面，陈毅司令员向叶飞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电话。说:“……当前你们一纵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整编七十四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指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面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叶飞司令员转达了陈老总的指示后，我和何克希、张翼翔几位同志都感到担子沉重，任务艰巨。
主要是感到两面作战，兵力不足。最后叶飞下决心说:“现在只有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尚攻击!”我和何、张都同意叶飞司令员的主张，并进一步研究了具体部署，然后由叶飞司令员通过电话向各师师长交代了任务。
叶飞还把第一师师长廖政国找来，当面命令廖政国率领刚从地方上升级的三团、三师九团和一师的第二团，扼守印多公里的阵地，挡住敌人两个整编师，保证主力拿下孟良崮。廖政国是一位有勇有谋，从来不讲困难的指挥员，他听了叶司令的交代，什么话没说，接受任务后就赶往师指挥所。
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敌人在几十架飞机掩护下，集中向我阵地轰击，炮弹、炸弹铺天盖地地倾泄下来。由于来不及构筑工事，我军指战员在无遮无掩的光石山上，抗击着人的进攻，保障了主力歼灭孟良崮之敌。
5月16日拂晓，我各路大军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
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乱石飞崩，像火山爆发。敌整编七十四师被压缩在520高地至芦山一线狭小地区。该地区均为岩石山地，无法构筑工事。敌人及其马匹、描重布满山谷、山头，每落下一发炮弹，就血肉横飞，死伤累累，激战至16日17时，猖撅一时的敌整编七十四师被我全歼。狂妄得不可一世的张灵甫中将师长的尸体也被抬下山头，山谷里响起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孟良崮战役，我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3.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又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重大特殊影响。由于损失了进攻山东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国民党部队内部受到很大震动，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山东的进攻。蒋介石哀叹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敌军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被撤职，敌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侠被押到南京“军法会审”，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以赎前愆。”
孟良崮战役胜利，全军上下一片欢腾。陈毅赋诗记述了这场恶战:“孟良固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处逃。信号点点星灿烂，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纵在孟良崮战役中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穿插分割以及围歼、阻援等艰巨的作战任务，对整个战役获取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在敌人进犯时，鲁中地区的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给进犯的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战役发起后，整个战区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军作战。7万随军民工和15万二线民工组成支前大军，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支前民工涌现了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如蒙阴县野店乡烟庄村的“支前六姐妹”。在孟良固战役中，只有150多户人家的烟庄村，成年男子都随部队上了前线，村里只剩下妇女和儿童。六姐妹张玉梅、杨桂英、伊淑英、伊廷珍、冀贞兰、公方莲自动组成村领导，带领全村妇女为我军筹备草料5000斤，烙煎饼5000斤，做军鞋245双，洗军衣8100件。还冒着生命危险往前线运送弹药。我们的军马没草料吃，她们说，房子上盖的麦草你们拆吧，拆下麦草喂马。类似烟庄村六姐妹的支前模范在孟良尚战役中不计其数。我军夺取战役的胜利是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四，谭启龙回忆叶飞纵队兖州讨逆，攻坚受挫
山东野战军组建后，我纵即奉命讨逆。主要任务是夺取兖州、泰安，以控制津浦铁路交通要点，扩展山东战场，策应华北我军保卫张家口、承德，配合鲁南部队在滕县、临城地区的军事行动。

在此之前的1945年12月27日，我一纵部队已集结于泅水地区。我和叶司令、赖政委到军部开会。会议主要精神是组建山东野战军何题。会后，一纵奉命准备进驻津浦线，接受日伪军投降任务。纵队发布动员令，进行战前动员。兖州是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间的交通要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鲁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李秘书专程来纵队谈了些情况:兖州至泰安间，驻有日军一个旅团，3个大队共3000余人，旅团部驻华丰。兖州驻有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泰安驻有吴伪副司令宁春霖部4000'余人，大汶口驻有吴化文部四十八师赵广一兴的一个团1000余人。当时国民党命令上述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
驻守津浦线的吴化文原是韩复栗部下的手枪旅长，后任国民党新四师师长。1943年1月，吴化文率部公开投敌，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日本投降后，吴又被国民党封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吴化文是制造临胸无人区的罪魁祸首，血债累累，山东老百姓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吴部驻守的兖州械墙高厚，壕深沟宽，碉堡林立，易守难攻，吴部龟缩兖州，面守待变。士气虽不高，但该部封建军阀统治较严，军事上又善于守备，又有对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
野战军司令部把攻克兖州、歼灭吴化文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们一纵。
1月7日，军部电令我纵，同意我纵攻究围泰的作战计划，并令我纵指挥鲁南军区警备第八旅及鲁中地方武装一部配合作战。
1月8日23时，我军向兖州四关同时发起攻击。
第一旅攻击南关、西关，第二旅攻击东关和北关。东关为敌人的防御重点，地形开阔，又紧靠铁路。敌人有一辆铁甲车在火车站，上边架有机枪，往返巡逻，像一座活动碉堡，东北角有一座高塔，配有轻重机枪，实施火力支援。第二旅五团在四团配合下，执行攻击东关的任务。五团一营以勇猛动作，迅速攻占了琉璃厂、豆腐店和娘娘庙一线阵地，乘胜向南发展，占领了火车站及其西南一角。敌人为夺回火车站，解除对营房的威胁，多次向一营反击，遭我军顽强抵抗，被我军击退。此时因第二营攻击受阻，致使第一营孤军作战，伤亡较大，只得退守娘娘庙一线阵地。
9日上午，敌人集中1000余兵力，在铁甲车游动火力支援厂，分路猛扑我一营阵地，我人员不断伤亡，弹药消耗殆尽，我军只好令五团撤到泗河大堤一线与敌对峙。我第四团攻击东关大坝和铁路两侧之敌亦未得手。
1月10日，新四军军部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停战令将于1月”日24时生效，命我纵力争在停战前攻克兖州。接到军部命令，我们纵队的几位指挥员都很着急，重新研究了兖州地形及吴化文部的作战特点，重新调整部署，同时鉴于敌主要凭借其坚固设防之城墙进行固守，城外都是平原开阔地，为完成任务，我军组织部队进行坑道作业，准备采用坑道爆炸法炸开城墙，实施突击。但由于我们这支南方来的部队，战士们都没有携带挖工事的镐，虽硬干、苦于，仍难以如期完成坑道作业。
延至1月13日5时，因停战令即将生效，不得不在坑道没完成的情况下，仓促发起总攻，我攻城部队付出了极大牺牲，终在停战令生效时间前没能攻下兖州。我军只好奉停战令停止攻击，对敌实施严密包围和监视。在此之前，警备第八旅攻占宁阳、姚村。我纵第三旅占领泰安车站及西关，完成了对泰安之敌的包围。
兖州战斗，是我纵在津浦线讨逆中的一次主要战斗，是我纵北撤至山东后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没有完成攻占兖州任务，一方面是因为战斗准备不足，对伪军吴化文部的守备能力和兖州城坚固设防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没有认识到我过去在江南习惯于山地作战，平原作战应挖掩体，战士们没有带镐，又不懂爆破技术，缺乏攻城经验;同时部队在协同作战、兵力火力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充州战斗告诉我们的干部战士，要很好学习山东部队的作战经验，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在具体战斗中要更加重视敌人，盲目轻敌绝难取胜。
五，回忆率队南下接管杭州
接管的筹备与实施1949年2月8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电示，我调任华野第七兵团政治委员。
同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做好接管浙江的准备工作，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了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谭震林同志与我分工，他奉命统一指挥第七、九兵团渡江作战，我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是把华东局从山东调浙江工作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县成套的迅速撒向全省各地。这些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和专门从事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工作的，他们经过根据地建设的不同锻炼，各有一定领导工作及本职工作的经验，南下前后，又经过集中学习，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都有基本的了解，是开辟浙江新区工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4月1日，我从七兵团驻地安徽的庐江到华野总部驻地蚌埠。从华野总部了解到，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十套，区（指大区）、县、区委级三十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三套，县、区委级十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约八千人。另外，还有早在1948年春季，由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总部调出，随华野先前纵队南下，赴浙江工作的一批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过的地、县、区干部。
自4月15日至月底，我与筹委会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问志等一?起，先后到界首（属尚邮）、尚邮、宝应、扬州，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同志，及干部纵队一支队（即鲁中南支队）、三支队（即渤海支队）和铁道财办的负责人，了解调浙江工作的干部情况，重点是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干部的情况。渡江前后，筹委会研究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以及各部干部的筹备方案。
为了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开展工作，在渡江前，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多方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况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经验，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得到了陈丕显同志、杨帆同志、陈光同志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的热情支持。
4月30日下午，我和筹委会诸同志从六圩（属江苏）南渡长江，到达镇江。
5月3日上午，我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陈毅同志和饶漱石都在，华东局指示：对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照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要我们当晚就出发去杭州。
下午，我们就到南下干部纵队接收去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同志向八兵团部交涉了汽车、火车，把全部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
5月3日，七兵团解放杭州。5月4日晚，谭震林同志与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
同志等即进驻杭州。
5月5日晚，我赶到杭州，与谭震林同志会合，筹委工作结束。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宣布成立，谭震林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会议，确定了省委各部组织机构及各部负责人和杭州市军管会各部组织机构及各部负责人。
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同志为主任，我和汪道涵同志为副主任。军管会除统一管理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还负责全省解放初期的有关工作。
接管杭州和全省城市的工作，在我赶赴杭州的当天（5月5日），谭震林同志巳与先到杭州的省委同志作了讨论，根据初到新区，情况不熟，干部不足，群众尚未发动，领导缺乏经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接管方针：宁缓勿急。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接管；一方面，迅速分配干部，作战略展开。
当时我们的困难，是干部太少。接管杭州这样一个有50余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只有400多名干部，先只能接管三分之一左右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医院。接管全省的干部，包括随军南下的8000人，和原在当地坚持斗争的3000人，总计不过11000人。全省有杭州、宁波、温州3个中等城市，10个地区，近70个县，每个县平均只能分配带70多名干部，管了城市和交通线，还要管广大的农村，就不免顾此失彼。
接管开始，由于敌人整体崩溃，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在敌人内部很快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光之外，其他，不仅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逃跑，听候接管，就连国民党杭州市及浙江省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逃跑，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这对我们进城很快，干部奇缺，因而只能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接管，很有利。根据这一情况，省委执行了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经报告华东局批准后，向接管单位正式宣布。对旧职人员，立即发给维持生活的费用，教育他们安心守职，听候接管。接管，起初也只是派军事代表去并不立即办移交，移交须情况了解、准备妥当后再办。
接管官僚资本的工作较为复杂，蒋介石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官僚资本企业都有整套系统，有较大规模。杭州在解放前一年（1948)，私营工厂突然增加120多个，有官僚资本转过来，隐藏于民族资本企业。为了完整地、有秩序地进行接管，根据中央指示，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方针，省委于1949年5月30日正式发出了《关于金融、贸易、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诸部门，各省皆按整套系统进行接管的决定》，以杭州为中心，整套自上而下进行接收。由各地野战军及各地党政在进入所属地区后，派遣部队看管，并按系统分别派遣军事代表。军事代表的任务是：监督被接管机关、企业办理交代，保证贯彻执行本系统上级所决定的任务。
接管工作中，对官僚资本企业各部门人员，先接管，后改造，大部留用，只清洗个别反动分子和少数官僚分子。对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组织，即令解散。其人员除专家、技术人员、下层员工留用外，其余另行安置，或遣散回乡生产。对遣散者，经过教育，发给遣散费（按当时币值，每人四千元）。在1949年5、6月份，我们注意到了凡是估计遣散对上海、南京有不良影响的，决定暂不遣散，集中训练，生活上给予必要的供给。但七月以后，认为财政困难，草率地遣散了一部分旧职员，引起波动，最后还是按“包下来”的政策，由我们负责安置。
接管城市的工作，至1949年6月份，全省自杭州、宁波、温州3个中等城市至10个地区、近70个县，除8个县以外，都已基本完成。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接收了国民党大部分旧职人员，不使流离失所，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抓获了一批严重危害人民的特务头子，仅我军进人杭州时，一个晚上就抓了一百十多个用手枪和恐吓信威吓工人、学生及进步人士的特务分子。严厉取缔了银元贩子，打击了大搞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排除与收兑了伪币，同时举办折实存款，平衡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解决城市居民粮食和燃料供应的严重困难，维持和恢复工业生产，接管杭州，自来水厂、电厂照常供水供电，邮政电讯照常营业，其他工厂也都未停产。各级党委从中取得了新区工作的一些经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协调会师团结
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野战军的，有老解放区随军南下的，有原在当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的（其中又分别来自浙东、浙南、浙西等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有杭州地下党坚持城市秘密工作的。这各路干部，在解放军主力人浙，不断歼敌的进军中，而先后胜利会师。会师后，南下大军及干部与原在浙江的游击部队及干部的团结，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为了搞好会师团结，省委就结束前各游击区党委和杭州市委的工作，——作出了决定，还作出了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谭震林同志从会师大会讲话、小会座谈到个别谈话、起草文电，花了很大的精力。我由于在浙江解放前与上述各方干部工作上都有所接触，有所了解，并按照省委分工，秉承谭震林同志意见，对各方的协调工作做得多些，他还特派我去浙南，具体帮助做好会师团结工作。
全省的会师，总的说顺利的，尤其是在县级以上，一般各方都较自觉地注意互相团结，只在个别地区一度发生过一些不够团结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野战军和南下干部中的领导同志工作方法不够注意，在奉命限期到达当地之初，没有首先向当地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处理会师中的问题过于性急，引起当地组织一些同志的误会和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主要领导同志在胜利形势下，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生长，组织性、纪律性欠缺，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事。
对会师中的团结问题，省委的处理原则是：
本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各方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以求团结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同志一道工作，齐心协力创建新浙江。
会师中发生的问题，涉及省委负责的事情，省委就说明是省委的责任，不应责备其他任何一方的同志。对各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的工作，省委都明确肯定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成绩的，并指出胜利的到来，主要因素是靠解放军大量歼灭敌军和解放区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在会师全过程中，省委坚持划清这种界限，始终如一,毫不含糊。
在接管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召开有关双方领导干部座谈会和作个别谈话时，谭震林同志和我对任何一方的同志，有缺点当面指出、批评，启发他作自我批评；在他尚无自我批评的觉悟时，予以等待；当他做了基本正确的自我批评以后，给予肯定，勉励他向前看，在实践中改正、提高。
在配备干部时，政治上（尤其是执行政策）、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但领导班子的组成，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重视照顾当地干部，以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
由于游击区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以后，时间短促；新发展的党员、干部又未经整顿、巩固，因此，会师后，对县以下当地干部先后举办短期集中训练，进行形势、立场、政策、组织、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
经过省委一系列工作，至1949年8月，会师在全省
范围内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严重问题。至1950年3月，团结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紧密地拧成一股绳，步调一致地为开创新浙江而合力奋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