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伍修权所亲历的东北解放战争
伍修权在军中的第一个职务是作战参谋，并从此与参谋部结缘。在战争年代，他担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就是参谋长或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笔者大概统计了一下，他先后出任过红3军团副参谋长、红73师参谋长、总参一局局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进军东北后，出任自治军（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等。直到1975年4月，在离开军队25年之后，还回总参任副总长。在“明星战将”如云的东野，伍修权似乎不太耀眼，其实是有着特殊贡献的。本文就来说一说伍修权在东北期间的一些事。
（一）进军东北之初，有6人被军委授予军衔
伍修权早年留苏，长期在中区任职，资格很老，功劳也很大。在其军事生涯中，没有直接指挥过战斗或战役，其强项在于军事外交及参谋业务。所以，我军凡遇重大外交事项，都会想到伍修权，例如参与西安事变的处理、出任八路军（第18集团军）兰州办事处主任等。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抗战期间，苏联援华物资先运抵兰州，后分发运输到各地。苏联在兰州设有外交和军事代表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与苏方代表处对接。此外，当时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人员往来，也都是通过兰州，搭乘苏军运输机。伍修权俄语好，外交能力强，延安才安排他于1938年2月到兰州，出任办事处主任。
日本战败投降后，延安决定抢占东北，于1945年9月14日成立东北局，伍修权为委员之一。15日，在延安的彭真、陈云、伍修权以及叶季壮等6人即搭乘苏军飞机赶往东北。为便于与苏联联络，延安特地授予彭、陈、叶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另外2人为上校军衔。授衔书以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这6位也是被军委最早授予军衔的人。
彭真、伍修权一行于18日抵达沈阳，正好是九一八事变14周年。虽是巧合，却颇有些特殊意义。
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由萧劲光兼）。
此前不久，伍修权才被任命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派他去东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发挥其俄文和外交才能，与苏军打交道。初期比较顺利，后来因为牵扯到各方利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由于有曾克林在前面的铺垫，彭真、伍修权等抵达沈阳后，苏军驻沈阳最高首长、第6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态度比较友好。在一次会谈中，苏军主动提出沈阳附近有一个日军仓库，存有10万支步枪等武器，可以移交给我军。
（二）苏军要求东北局退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
得此消息，彭真立即向延安做了报告。延安随后电令各地准备进军东北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当地。应当说，东北局的这一报告，是延安发出这个命令的最主要原因，曾克林的汇报只是原因之一。
这个命令后来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前期冀东部队大张旗鼓地搬运武器，引起蒋军抗议。苏军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收回了那批武器。结果导致了后来“新兵新枪、老兵没枪”的窘境，加之冀东部队的一些做法欠妥，后续出关的老部队把气都撒到李运昌或曾克林头上。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武器问题上。
11月中旬，林彪率一个轻便指挥机构到锦西前线指挥作战，两位参谋长都留在了后方，伍修权主要协助彭真工作。
12月中旬，苏军正式通知东北局，要求东北局机构和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及周边地区。对此，彭真等极度不满，多次与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争辩，不肯退出沈阳。有点“二杆子”的卡夫通甚至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卡夫通态度确实粗暴，但就这件事本身，还真的不能全怪卡夫通，他也只是执行命令。基于中苏条约，苏军解放东北后，大城市原则上要移交给南京。延安对此也是清楚的。
早在8月29日，延安就给各军区发出指示电，要求出关部队不打八路军旗号，不要声张；进入东北后，控制广大乡村和没有苏军驻扎的中小城市，不要进入大城市。此后，延安数次致电东北局，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城市和乡村，建立根据地。例如在12月7、8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不要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占领大城市是不可能的”等等。
当时东北工业基础雄厚，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能够控制这些城市当然好。但外有中苏条约限制，上有延安多次指示，兵力上又是敌强我弱，确实很难占据大城市。
（三）战场上得到的，要在谈判桌上巩固下来
伍修权在东北期间，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协助彭真，与苏军打交道；第二阶段是负责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东北小组的工作，主要是与美军打交道；第三阶段是负责东北军工生产。前两项基本属于军事外交。关于军调部的工作，可能大家比较陌生，这里重点说说。
日本投降后，《双十协定》签订，并于1946年1月5日签定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1月13日，由三方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监督和调处停战协议的执行。其中赴东北的先是称第27执行小组，后改称长春执行分部。我方负责人先是饶书记、李立三，时间不长就由伍修权接任。
1946年4月，也即四平保卫战前夕，东北局决定伍修权参加执行小组工作。军调部名为调处，实为谈判。可别小看其作用：战场上炮火连天，谈判桌上舌剑唇枪。
战场上得到的，要在谈判桌上巩固下来。这就是军事外交的重要作用。
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举个例子：我军四平撤退后，三方经过调停，宣布停战15天（后多次延长），并自6月7日12时生效。此时点之前，谁抢到就是谁的；之后占领的必须退出。当天，陈光指挥山东1师和2师杀个回马枪，攻占拉法和新站，全歼的敌军1个团又1个营。此战是在停战令生效之后打的。
在执行小组会上，蒋军方面指责我军违反停战协议，要我军退出。仅从结果上看，确实如此。但此战是蒋军炮击在先，我军反击在后。伍修权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在会上摆事实、讲证据，弄得蒋军代表无话可说，连美军代表也不好说什么，最后是不了了之。
伍修权所经历的辽沈战役:
战役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大军南下，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
1948年9月3日，东北野战军定下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并确定了辽沈战役的基本部署。9月10日又对南下北宁路作战作了具体部署。
我军用于第一线的兵力野战部队有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各独立师、骑兵师共计70万余人。当时除以第12纵队和6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继续围困长春之外，集中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3个独立师、1个坦克营在北宁线上发动攻势，相机夺取锦州，以3个纵队配置于沈阳西北及长、沈间，箝制沈阳之敌。
战役于9月12日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第11纵队并指挥察热辽骑兵师，由建昌营地区出发，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冀察热辽独立第4、第6、第8师，炮兵旅和两个独立团攻克沙后所和绥中。第4、第9纵队从台安、北镇出发，迅速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包围了义县。第8纵队由八面城出发，经彰武、北镇直插锦州以北，在第9纵队配合下先后歼灭葛文碑、薛家屯之敌暂22师两个团大部。第3纵队及第2纵队第5师，分别于9月14日、17日出发，9月20日接替第4、第9纵队包围义县。第4纵队绕过锦州，9月29日攻克兴城。第7纵队攻占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了锦州和锦西敌人的联系。我军到此已将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各点之敌分割完毕，切断了敌人陆路交通。这些作战行动中以第9纵队第25师第74团1连占领和坚守白老虎屯的战斗最为激烈。该连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率领下，打退敌人在飞机、大炮和11辆坦克支援下的4个步兵团的15次反击，激战16小时，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战后被授予“白老虎连”光荣称号。第1、第2、第5、第6、第10纵队和炮兵纵队主力，也于9月13日至16日，分别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待机地区。
我军在战役开始就攻势凌厉。卫立煌虽然曾在8月敌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判断我军将发动攻势且重点在锦州，但没想到我军攻势来得这么迅猛。同时敌长时间为我“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乃至北宁路打响才从迷梦中惊醒，察觉我军的企图果然是指向锦州。为此除紧急命令范汉杰坚守锦州并组织锦西、沈阳南北增援之外，并部署由沈阳空运第49军去锦州，以加强锦州防务。9月28日10时，我第9纵队和炮纵以远射程炮火，突然袭击锦州飞机场，击毁着陆飞机5架，敌人只空运了两个团，其空运计划随即破产。
我军完成对锦州的包围后，为了给锦州守敌以归顺之机，东北野战军首长曾下书守敌第6兵司令官卢浚泉，晓以大义，劝其停止抵抗。卢浚泉不听规劝，拒绝放下武器。为此对锦州只有强攻了。这也是先礼而后兵嘛。
在攻锦之前，我军首先攻克了锦州以北的义县。义县是锦北的屏障，城墙完整，工事坚固。守军是云南部队第93军暂20师。我军由第3纵队并指第2纵队第5师、炮纵主力和热河独立师担任攻城任务。在扫清外围进行了大量近迫作业，作了充分准备之后，10月1日攻城。只经过4小时激战，即全歼守敌，活捉师长王世高。我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在此次战斗中不幸触雷牺牲。
在攻克义县之后，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对攻锦的兵力又进一步作了调整决定以加强攻锦对付锦西、葫芦岛增援之敌的兵力。以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炮纵主力约25万人，分别从北、东、南3个方向攻打锦州，突破后南北对进，割裂锦州守敌，先西后东歼灭敌人。第2、第3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炮纵主力和坦克团，由3纵首长（韩先楚）统一指挥，从北向南作主要突击。第9纵队将锦北阵地移交给第2、第3纵队，进至锦州以南，同第7纵队并肩作战，由7纵首长统一指挥从南向北同北面主突部队对攻。第8纵队配属1纵炮团由东向西作轴助突击。作战原则是：大胆穿插，各个歼敌，先吃肉后啃骨头，求得首先歼灭西半城敌人。第4、第11两个纵队在锦西方向塔山一线打援，第1纵队(欠第3师)进至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第5、第6、第10等3个纵队及第1纵队第3师、2个独立师对付沈阳援锦之敌。另外以第12纵队进至通江口，待机或转用于箝制沈阳援敌，或截阻长春可能突围之敌。以12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困长春之敌。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也于10月5日进至锦州以北牤牛屯，野战军主要领导曾多次亲到前沿察看地形，组织攻锦之战。
锦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东北敌军同华北敌军联系的唯一通道一一北宁线上的咽喉之地，又是东北敌军的供应基地。锦州之得失关系东北敌军的命运。因此国民党军非常重视锦州，自1945年11月26日侵占以来，一直以重兵防守苦心经营。尤其是在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敌迫于形势严峻，更加重视锦州的防守，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指挥第6兵团及其所第93军和新8军等7个师(包括空运抵锦的第49军第79师主力两个团)加上地方部队，共有10万余人，相当于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的1/5。敌还利用锦州四周帽儿山、大小紫荆山、罕王殿山起伏，和日伪时期构筑的旧工事构成了互为犄角的坚固外围阵地。市区工事经长期整修，依托城垣，构成了主阵地。又在市区依托高大建筑构成了许多独立固守的支撑点，形成了点点相联、以点制面的纵深防御体系。守敌虽是国民党军的二等部队，但依托坚固工事仍有相当强的防御能力。
在此期间，蒋介石见东北局势严重，意识到锦州的重要地位于10月2日亲飞沈阳，积极组织从锦西、沈阳东西两个对进的重兵集团，大力增援锦州。“东进兵团”由准备运抵葫芦岛的第62军3个师、第92军1个师和独立第95师、烟台第39军2个师，共7个师。加上锦西、葫芦岛原有的第54军等4个师，共11个师组成，统归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西进兵团”以新1军、新6军各2个师，新3军3个师，第71军2个师，第49军2个多师，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增援锦州。确定“西进兵团”立即行动，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以威胁攻锦解放军的侧翼。“西进兵团”于10月8日于新民地区集结完毕，分头向预定方向攻击前进。我军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排除敌人这一行动的干扰，把中心注意力集中在锦州方面，而以第5、第6、第10等3个纵队箝制“西进兵团”，共进行较大战斗25次，歼敌3000余人,迟滞了“西进兵团”的行动，至10月11日敌方进占彰武。
在此期间我军集中了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和6纵17师、炮纵主力共约25万人的部队。9日开始扫清锦州外围。外围战斗相当激烈，敌人凭坚顽抗，反复争夺。如城北的配水池，敌以800人的1个加强营守备,自称为“第二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我3纵7师经8个小时的战斗，多次突击才攻克。以“打铁汉”的豪迈气概，打败了敌人30次增授和反扑。我在攻取配水池的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坦克，击退敌人反扑后，部队就直趋城下。在将外敌人肃清之后，部队进入紧张的攻城准备，推广义县战斗近迫作业大挖交通壕的经验，一条一条战壕伸到城墙跟前，使部队隐蔽地占领阵地，把重武器前伸到距射击目标的最近处，有的大炮甚至离目标百米左右实行抵近射击。这一着十分奏效。
我军进行了周密的攻城准备之后，于10月14日11时对锦州发起总攻。我军集中500余门大炮一齐射向锦州预定目标，经45分钟破坏射击，即打开了突破口。攻城部队打得极为英勇主动，迅速突破城防，有名的爆破英雄梁士英就是在突破城防炸毁敌人地堡时光荣牺牲的。10月15日拂晓，主攻部队歼灭了敌93军军部、第6兵团司令部和范汉杰的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结束了锦州新市区的战斗。残敌逃入锦州老城，企图凭借老城负隅顽抗。我军为争取时间，不使敌有喘息机会和增援可能，立即组织攻歼老城之敌。至10月15日18时，经31小时激战，攻锦战斗胜利结束。计毙、伤敌19000余人，俘虏范汉杰以下约80000人，缴获甚多。我军也付出了24000人伤亡的代价。
在我军攻锦期间，敌人从锦西方向对锦州守敌进行增援。我军进行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锦州、锦西相距不过50里，塔山位于两锦之间，是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塔山东临辽东湾，是个狭窄的地域，地形起伏不大，无险可守。敌人企图凭借其海空军的火力支援，力图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声称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曾几次下令必须拿下塔山，打到锦州，并亲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督战。
我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十分清楚塔山阻击是保障夺取锦州的关键,必须与敌决一死战,决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我军布防塔山一线的部队是第4、第11纵队、热河独立第4、第6师和冀热辽军区炮兵旅,由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在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下,筑起了简易的野战工事,于10月10日拂晓开始阻击来犯之敌。敌人攻势异常凶猛,我军英勇抗击,寸步不让。仅在10月13日,敌人在我4纵防御的8公里正面上,就用数十门重炮(包括24厘米口径的舰炮)整日轰击,飞机轮番扫射轰炸,阵地落弹3万多发,在工事大部被毁的情况下,打退了敌人的9次大规模冲击,阵地仍在我手中。直至10月15日即锦州城破之日,敌人气急败坏,竟展开5个师的兵力,作最后的绝望攻击。由于我军的坚强抗击,敌军在我阵前遗尸累累。侯镜如见锦州已失,只好暂时停止攻击。至此,鏖战6昼夜的塔山阻击战胜利结束。我共歼敌7000多人，创立了我军野战阵地坚守防御的范例。
锦州攻克，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正如范汉杰被俘后所说：“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从而使东北国民党军，顿时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成了瓮中之鳖。对于锦州之战，中央和毛主席曾致电林、罗称:“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围困并解放长春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春这个地方，我在担任军事调处长春执行分部我方负责人时，曾经住过相当一段时间。它是位于东北腹地的一个新兴名城，也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统治时期的伪满洲国，把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1946年4月18日，长春曾为我东北民主联军所解放，消灭伪军“铁石”部队1000多人。后又为国民党夺去，长期以重兵坚守，把这座大城市变成了碉堡林立、坑壕纵横的兵营和要塞。我军在冬季攻势中攻占四平后，长春已成为孤城，由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第60军、新7军和地方游杂部队共10万人固守。
1948年5月下旬，我军用2个纵队对长春进行过试攻，没能攻进市区。后经东北局常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以12个独立师(包括3个骑兵师)，在第1前线指挥所(8月改为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指挥下，实行军事圆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展开前，我零散歼敌4000余人，争取敌官兵投诚18000余人。使长春守敌成了饿兵困军，突围无望，守则等死，军心颓丧，内部非常混乱。
蒋介石在丢了锦州之后，心急如焚，亲临沈阳，并派飞机去长春空投手令给郑洞国，要长春守敌立即突南撤，声称：如再迟延，有失机宜，即以违抗命令论罪。但在当时情况下，守军突围实际已无可能。在围困期间，我军加紧了策动长春守军起义投被的工作。10月18日周恩来还专门致信郑洞国，晓以大义，劝其率部起义。就在蒋介石空投手令的两天后，曾泽生军长即率云南系的第60军官兵26000余人起义。又过两天后李鸿军长率新7军全体官兵投诚。此时长春实际已经解放。为了满足郑洞国“体面投降”的要求，未立即对郑的指挥部实行攻击。到10月21日，郑用报话机向蒋报告：“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
”接着郑洞国率其卫队向我军投诚，这乃是对蒋介石淫威的极大讽刺。
长春经过5个月的围城作战之后，和平解放了拔掉了蒋介石安在东北腹地的一颗大钉子，使我军能适时地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面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
二，追忆东北军事工业的卓越领导者伍修权
伍修权不怕困难、一心为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受到广大兵工战士的爱戴和崇敬，他永远活在兵工战士的心中。
深入基层，就地指导工作
1947年2月，伍修权同志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返回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军工部部长，负责组织兵工生产，开始执行他一生中又一项特殊任务。
伍修权同志上任时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另一个是任中浩。他把徐良图留在哈尔滨住地，带着任中浩首先对每个地区的军工生产情况做实地调查，就地解决问题。4月7日，从哈尔滨出发，先后到了兴山、佳木斯、千镇、鸡西、东安、石砚、珲春等地，5月6日又回到哈尔滨。5月7日，他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下称东北局）写了《关于军工部的情况的报告》，系统地向东北局汇报了军工部的现状，“现在正在生产的有六个工厂（三个手榴弹厂、两个迫击炮弹厂、一个子弹厂），远不能适应我军发展的需要。”他向东北局建议，在兴山建炼钢厂，在东安建火、炸药厂和几处大的厂房。“形势好，可在那里开新工厂，形势不好，将珲春的工厂迁过来，可以缩短停工时间，是一举两得的一着棋。”东北局批准了他的建议，这几个工厂的建设为以后军工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伍修权同志在实地考察中，对军工产品质量十分重视，提出了 “质重于量” 的原则，他说：“试验制造重于成品制造，如果试验没有相当的把握即开始成品制造，则一定有大量的废品，即是大量的浪费。质重于量，在一定质量严格要求下，增加数量。”他提出的这些原则，在今天仍不失其光彩。他所到之处，反复要求工厂要“交流生产经验，学习和掌握技术，随时注意改进生产方法。”
在现场，他尽力帮助基层解决他们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在鸡西，他从未来战争考虑，强调加强炮弹工厂的建设，帮助解决了生产中材料不足的问题；决定把警卫营划归工厂办事处直接领导，加强了厂区和库区的警戒。
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东北局任命伍修权同志为军工部部长时，对东北民主联军任命的在珲春的军工部部长韩振纪还没有安排，客观上形成了军工部有两位部长的局面。伍修权同志从珲春回哈尔滨后，坦诚的向东北局报告：“从我见到的五军团干部中，我认为韩振纪是意识上最好的一个，作风艰苦，老军事干部，懂得些技术，又愿意搞这一套，这是很难得的。上次仓促下命令，以我为军工部部长，而对他的工作又没有明文规定，这样在客观上自然使他难于工作。为了真正加强军工部的工作，我坚决主张仍以韩振纪同志为部长兼政委，否则让我这个不懂技术的人，直接担起这个担子来，不仅于事无补，真使我有点吃不消。由韩振纪同志直接负责，由我从旁帮助，这种方式对工作是有利的。”东北局采纳了伍修权同志的建议，重新任命韩振纪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伍修权同志以参谋长身份领导军工生产。
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大决战前夕，发展军工生产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这些人员从哪里来？伍修权同志明确提出：军工干部人员的文化素质要求比战斗队伍高得多，不可能向上级要大量的干部，我们要自力更生，发挥现有干部的积极性，从政治上、技术上提高一步，有计划的、大胆的提拔新干部。他在1948年4月军工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地在半年内培养选拔一批干部。当有人提出干部来源时，他说：“从军大调来的三百多名学生，是我们的一笔资本，要好好的培养教育他们，先分配到基层当学徒，从实践中学习技术，再提起来当干部；对工厂的学徒工，要随时随地发现积极的、进步的、有发展前途的，大胆地提拔他们。”在培养干部的方法上，他主张开办短期的政治或技术培训班，以提高学员的政治和技术知识；各级职务增设副职，让新上来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伍修权同志高瞻远瞩的决策，为军工部的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集中领导，全力发展军工生产
伍修权同志上任以前，军工部只有珲春、兴山、鸡西、哈尔滨四个生产单位，有3127人，生产的武器也仅是手榴弹、复装子弹、地雷。各军区、部队、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兵工厂，生产规模也不大，如何集中力量发展军工生产是摆在伍修权同志面前的头等大事。
1947年9月14日至10月7日，伍修权同志受东北军区委托，在哈尔滨召开军工会议，就发展军工生产，保证东北野战军战略反攻的武器弹药供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与会干部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各地的兵工厂统一组织起来，统一领导，统一生产，统一调配，并对各地兵工厂如何组织和协调，提出了具体建议，东北局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建议，同意东北地区的军工生产，由军工部统一管理，按地区设九个军工办事处，每个军工办事处集中生产一两种产品，提高质量，扩大数量，同时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部长，伍修权兼军工部政委，韩振纪改任副部长，这次会议之后，各地军工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品种由11种增加到27种，生产单位成倍增长，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和改进。
1948年3月16至4月6日，伍修权同志在哈尔滨主持召开军工部党委扩大会议，检查生产情况，安排党委工作。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谭政等领导出席，他们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工部一年多的工作，要求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更好地组织起来，合理使用人力、物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伍修权同志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要求各单位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整顿党的作风，做好干部工作，加强政治工作建设，开展职工工会工作，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全面完成1948年的各项任务，支持人民军队，支援解放战争。
伍修权同志主持的这两次会议，是东北军事工业，由分散到集中，由小批量生产到大批量生产，由生产简单兵器到生产枪炮、大口径炮弹的发展时期，至1948年11月，已拥有生产企业55个，职工人数23674人，生产子弹8240万发，手榴弹1600万枚，迫击炮弹9200万发，各种山炮弹11万发，九二步兵炮26门等，为支援辽沈战役立下了战功。
胸怀全局，大力支持华东战场
1946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到大连策划后勤工作，经过初步调查，他认为大连有着比其他解放区更优越的生产军火的条件，当年11月，中央军委致电各解放区派遣干部携带资金到大连办兵工厂。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华东局，晋察冀局在中共旅大地委的统一组织下开办建新工业公司，生产七十五毫米山炮弹。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大连与山东的往来受阻，建新工业公司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当东北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从1948年起，大连建新工业公司所需经费由东北局负责，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为华东局调配。华东局十分感谢东北局的无私支援，为便于工作，建议将建新工业公司划归东北局领导。
1948年5月，伍修权同志到大连检察工作，帮助工厂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努力完成当年20万发七十五毫米山炮弹的生产任务，支援华东战场。伍修权同志检查建新工业公司各厂的工作，在建新工业公司干部会议上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今日战争胜利发展，需要很多军火支持。我们担负着重任，大连的同志有条件，有能力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大连要发挥重要军火生产基地的作用。
伍修权同志还在旅大财经会议上，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提出，各解放区在旅大的采购与苏军的交涉必须统一领导，必要时物资可以互相借用、调剂。伍修权同志这一从全局出发的意见，被华东局派往大连的同志误解，伍修权同志还没有回到哈尔滨，华东局6月13日已电报中央军委说：伍修权在大连调用了华东局在大连的两万多两黄金和三千多吨花生油。6月17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中央军委电文，要求东北局查明，重申大连军工厂应不分东北与华东，所属资金、干部统由中央委托东北军工部管理，所生产的弹药由军委分配。原属华东的黄金、花生油仍应归华东局所有。东北军区经过调查，于6月30日报告军委：东北局没有接受华东局在大连的黄金和花生油，并引用了伍修权同志的报告和华东局在大连的负责同志6月20日给东北局的汇报：“伍修权同志在旅大财经会议上没有讲接受华东局的黄金和花生油，这些资产现尚存华东局驻大连财经办事处。”事后，华东局致电东北局，并向东北局及伍修权同志道歉。
大连建新工业公司，1948年在伍修权同志、何长工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七十五毫米山炮弹20万发的生产任务，全部调往华东。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致函中共旅大地委，对建新工业公司的支前工作和旅大工人阶级表示感谢。
伍修权同志于1948年末离开军工部。伍修权、何长工同志领导军工部的两年，是东北军工部发展的两年，是对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华东做出特殊贡献的两年。
伍修权、何长工同志虽然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三、伍修权生平
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提起伍修权将军，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文韬武略的“多面手”，红军时期，他是红军大学教授兵器学和射击学的专家；抗战时期，他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第一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特派代表；“文革”后，他又成了审判“四人帮”的大法官。至于他何以能够胜任这些对能力素质要求各不相同的工作岗位，还得从他年轻时代的成长历程说起。
一)、辛亥革命断了伍家生计，书吏之子求学路上备尝艰辛
伍修权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庭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面做事，专做抄抄写写文书一类的工作，虽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粮”，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时，他的故乡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不复存在，伍家的两位书吏也自然丢了差使，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对伍家这样依附于旧体制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之中黯然去世，父亲到处求职却四处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来谋生。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从小他就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拣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拣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邻居，大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贩等下层劳动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权的童年伙伴。正是这一切，才为伍修权此后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打下了最初的“阶级基础”。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可以说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这里得到的现实教育，大大有助于自己后来的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伍修权吃饭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20年他12岁时，还只能在家中帮忙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能算毫无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也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给伍修权现代知识，却也让他基本识字，能背上几段“子曰诗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和唤起民众，开始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办学，武昌城里也开办了一个不收学费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家的小伙伴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参加了报名，老师见他已经基本识字，又见他的年龄个头远在其他儿童之上，就让他直接插进小学二年级，伍修权也总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这个武昌重镇的小学校和今天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校相比，恐怕都要逊色许多。所谓学校，不过是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一共四十多名学生轮留讲课而已。条件虽然简陋，伍修权却依然学得十分起劲，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他可以在那儿同时同地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学习效率倍增，当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级。正当伍修权发奋读书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名下的“单级学校”，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因为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伍修权又面临着失学的命运。所谓天助自助者，由于他入学后一直勤奋学习并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格外器重，在单级学校停办之时，帮他疏通了有关方面，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插入初小四年级继续读书，伍修权才得以继续求学。
由于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这一件小小的校服却难坏了伍家，连吃饭都时常断顿，哪有余钱为他添置校服呢？经过再三的请求和老师的同情谅解，学校在免收学费之后，又破例允许他不穿校服上学。于是，伍修权每天穿着家常的旧布衫，背着自制的小书包，走在了整齐划一的学生队伍里。由于衣服的关系，听课时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列队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儿都是一个突出的目标，不断地承受不时袭来的讥讽和嘲笑。这时的伍修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他懂得，一个人要自立并受到他人尊重，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品行和学识。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里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强的上进心，穿着上不如别人，学业上却要高于别人。由于伍修权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使他很快赢得了周围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二)、十四岁少年幸遇恩师，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
1922年即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级。就在这一年，伍修权的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对人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伍修权觉得可敬可亲。这位老师到班里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从个头到学业都高出别人一头的伍修权，经常和他交谈，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老师，就是伍修权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最早的***人陈潭秋。当时，陈潭秋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级任老师，相当于今天学校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陈潭秋不断地将许多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在讲解革命理论的时候，他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伍修权这样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来说，无异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伍修权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言谈，思想上的重重迷雾渐渐被拨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又组织伍修权等年龄较大又积极上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失学的工人子弟扫盲识字，同时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使伍修权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从而启发和提高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此基础上，陈潭秋又让伍修权等开始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使他们由普通的学生，渐渐变为一个个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党组织决定将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二名同学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作为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比今天，既没有激昂的大会宣誓，也没有洪亮的集体歌唱，只是下课以后，在一间小屋子里，由陈潭秋庄严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权等三名学生，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随后，他和何恐同志为伍修权等讲解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由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仪式虽然简单，意义却非比寻常，它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天起，伍修权正式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被简写为“CP”，共青团则简写为“CY”。
伍修权无疑成了当时武汉地区第一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CY”成员。
三)、中秋之夜离乡北上，初一学生跻身苏俄大学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完成了高师附中第一年的学习。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权路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远远地就迎上来叫住他，告诉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原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派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欣喜若狂，红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能够到那里学习，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钱老师表达了愿意赴苏留学的意向。
按照中央规定，各地赴苏人员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及个人行装只能各人自筹解决，这又成了伍家的大难题。虽然全家人对伍修权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异常高兴，可是家无余粮，生活尚且困难，更别说为伍修权整置长途旅行的路费和行装了。正当伍修权无计可施近于绝望之时，恩师和同窗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为他送来了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了横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亚的一路风寒，其他师友也都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伍修权得以顺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举行了一个多年来最丰富的家宴为伍修权饯行，父亲破天荒地割回了一点肉，打了二两酒，母亲还为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团圆饭，父亲和三个哥哥将他送上了东去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不等伍修权重回故乡，他的父亲和三位兄长就在贫病之中相继辞世了。伍修权重回故乡与母亲团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当年10月28日，伍修权和同志们乘上一艘驶往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后，换乘火车用两周的时间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相当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面临大街，附近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达数层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办公用房，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内设有面积宽阔的大广场，有专门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领学生做早操，学校南端还建有一个小花园，供教师和学生们课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请来了裁缝为每个中国学员量身制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着装，然后分编班级，发放了学生证，每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十个卢布的零用钱。于是，伍修权这个在国内衣着寒酸坐在教室角落里饿着肚子听课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西装革履享受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
中山大学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伍修权的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多是大学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刚刚上完初一。由于伍修权的勤奋好学，他这个小小的初中生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居于中等，超过了许多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学习，要听懂教授的讲课，学好俄语是一个先决条件，伍修权在俄语学习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当时同学中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编写的俄语语法，伍修权一回宿舍就争着看，把那些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背得烂熟。为了学习单词，伍修权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小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再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词汇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俄语的听说，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如此一来，伍修权的俄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过翻译也能大致听明白教员的授课了。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由于伍修权平时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教材和辅导材料，加上他的俄语水平不凡，同学们一致推荐由他来担任翻译。在课堂上，伍修权流利而准确地翻译和讲解了教员的论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革命政变阴云起，文秀才变武将军
1927年，伍修权来到中大学习已经快两年了，正当他要结束在中大的学业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失败了。中国***人奋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来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于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为新生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伍修权的条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不同的军兵种及其学科，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等等，都可以自由报名应试。他考虑到国内的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其他兵种虽然都比步兵潇洒和轻松，但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伍修权来苏联之前只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这两年虽然学了不少马列理论，但对当兵打仗还根本摸不着头脑，于是他决心从头学起，报考专门训练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校方将伍修权等十一名应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学学生编成一个单独的中国班，他们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时代就存在的军校旧址，这里的环境和中山大学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营式的建筑，设有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完全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时居住，正好是一个排的建制，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还设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就换下了他那一身西装革履的学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头式的士兵单衣，冬季是拖到脚面的粗呢军大衣和高达膝盖的毡靴，完全成了一个苏军普通战士的模样。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队完全一样，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过早餐就上课，一上就是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全部结束后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课，晚上是自习时间，除了各自温习功课、整理笔记和阅读有关书籍，有时还得去听教员辅导。对伍修权来说，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让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因此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步校有许多课程不在室内而是在室外进行，比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对学员的体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可难不倒伍修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身为穷人的子弟，长期的劳动锻炼出了他强健的体魄，在国内上学时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从不缺阵的运动员，曾经在一次运动会上几乎包揽同一年龄组的全部冠军，被同学称为“台炮”，野外的风雨对于伍修权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苏联军队那时依然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要学习骑术。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伍修权这个长江边上长大的青年连马都见得不多，要想学会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权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之后，他不但能够用双手驾御战马，还能用两腿夹住马肚，在马上自如地射击和劈刺，成了技艺精湛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要和其他战友一起到郊外参加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要自己搭帐篷，住在户外；冬天，更是要经受俄罗斯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考验。伍修权常常头戴只露出面部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达一两尺的积雪中摸爬滚打，前进时一步一个深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在剧烈的运动中，一方面外面寒风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体内又热得如同火烧。这种异乎寻常的锻炼，帮助伍修权适应了各种气候和环境，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为以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异国佳人留不住中国青年，从伯力到江西万里赴戎机
到了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这年10月，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批中文翻译随军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名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伍修权又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在那里，伍修权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获得了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农民，俄语水平不高，苏联政府十分需要汉语翻译协助进行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的教育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又积极肯干，因此深受保卫局领导的器重。为了做好当地华侨的工作，当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军政机关的文件公告译成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的还汇编成小册子出版并分发给华侨阅读。伍修权笔译技能娴熟，下笔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周末就能译出一万多字，一经发表，就能拿到相应的稿费。当时伍修权手头可是相当的宽裕，加上开支不大，很快就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还经常拿出稿费请周围的同志下馆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时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艰难，一天只有午餐时才能在白菜汤里见一点肉丁，下馆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伍修权不但经济上非常“小康”，爱情女神对他也十分眷顾。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里，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居乐业以致乐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学习期间，步校医务室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颇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于伍修权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地将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叫他们“彼契卡佳”。护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权却没有表态，后来他奉命调到远东，这份感情也就没了下文。到远东保卫局后，单位的一位女共青团员又相中了他，几次对他进行暗示，伍修权却总是装作没有理解对方的好意，没有进行回应。后来，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他在当地扎下根来，安心工作，也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主动为他当起了红娘。
安逸的生活并不能让伍修权平静下来，在苏联生活得越久，他对祖国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国参加斗争的意愿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候，成天坐办公室，啃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了几次，保卫局的领导哪里肯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说***员都是国际主义者，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局里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但是，怎么才能获得领导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权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小谎，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在这里定居下来。领导一听，大为满意，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从远东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车票，开出了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一笔路费。伍修权心中暗喜，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笔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权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伍修权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准备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绕道欧洲，搭乘远洋客轮回国，二是在海参崴搭苏联货轮从海路直达上海或者大连等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相对安全，却路费昂贵，耗时费力。第三条是通过中苏边境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却也最为危险，伍修权回国心切，就选择了这一方式。一个黄昏，伍修权换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间，登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掩护下，向边境驶去。快过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了一声吼：“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在问话。赶车的交通员非常轻松地回答道：“老毛子！
”那时，边界两侧的居民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者倒腾买卖，哨兵见得多了，往往
可是到达上海后，伍修权在预先指定的旅馆内，等了接近一个月也没有同志来接头。原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我党的大量机密，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牺牲，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难以恢复正常工作，伍修权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从万里之外奔波回国，却一下子和党失去了联系，刚刚回国的欢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想来想去，只能咬着牙上街走走。这种做法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有遇见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权一边装作闲逛的游人，一边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发现了和他在远东地区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振亚！
在通常的情况下，和街头碰见的熟人直接对接组织联系是十分危险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人昨天还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和敌人。但伍修权此时别无选择，凭借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张振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向张振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伍修权是幸运的，张振亚同志并没有暴露，而且还和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把伍修权的情况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在上级的安排下，伍修权离开上海坐船来到香港，一路辗转，穿越了闽西山区，最终到达了他万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过苏联正规军校教育的军事人才，马上就发挥了作用。红军刚刚从白军手中缴获了一些马克沁重机枪，都是蒋介石花了大价钱从德国的兵工厂里买来的，这对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红军而言可是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可是当时战士们对于这种新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还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这四个人才能扛动的大家伙干瞪眼。伍修权到了以后，稍稍摆弄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射出了密集的弹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让战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就发现了这个人才，亲自点将，挑选伍修权做教员，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们讲解射击学原理。就这样，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为他传奇的革命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六)、转战南北，参与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
伍修权到达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头后，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中国***正式党员，之后便被派往苏区。在苏区他先后参与了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还参与了瑞金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协助刘伯承编写教材并担任了射击课教员。其间，他将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人作风和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训练的言传身教中，而且工作态度热情、积极、虚心。1933年，伍修权受命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1935年列席了遵义会议。
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和大批革命者，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作为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上任之初，他首先抓司令部建设，建立了正规化的司令部工作秩序。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6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空军、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9年毛泽东访苏时，他负责了途经东北时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在东北军区参谋长任上最后一项任务。
七)、脱下军装，驰骋外交战线
1950年，伍修权受周恩来急召回到北京，随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新中国首次重大外交活动，直接参与了一批俄文资料的翻译和分析，筹备并亲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毛泽东访苏回国之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与苏方进行若干单项协定和具体协议的会谈与签约工作，奠定了中苏合作的基础。同年11月，他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伍修权驳斥了“***地位未定”“中立化”以及“托管”等谬论，并在发言指出：“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次发言气势恢宏，好像要把中国人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满腔怒火喷发出来。
1950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负责中国政府正式接收旅顺、大连回归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工作以及苏联援华专家的统一管理。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考虑到南斯拉夫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派一位政治地位高且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大使。伍修权认为自己从事外交已有四五年，很少出去，应该到外面去积累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由于南斯拉夫情况复杂，正好可以锻炼自己。于是，他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去南斯拉夫赴任。担任大使期间，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各方面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考察，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确立了使馆大力推进与南斯拉夫发展正常关系的认识基础，也为国内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对南斯拉夫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1958年，伍修权任中联部副部长，从事与兄弟党的政党外交活动。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出席兄弟党会议经常受到苏联带头挑起的批评，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
1975年，伍修权重返军队并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