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的灰砾——一个炮兵连长的回忆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实践、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个人的耳朵听见的战争，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参阅和转载，所以，只能是战争的灰砾。
实践的、看见的无可质疑，就是听到的，也绝对真实。
因为，那会儿人们不会卖弄、只会诉说，反倒有可能丢了最生动最精彩的章节和故事。
因为真实，事件可能有次序上的颠倒，但不会有逻辑上的错误。
如果有，只能是文笔上的误会。

1.接令惊魂

刚刚完成我们团152加农榴弹炮、122加农炮间接瞄准打坦克拖靶的保障任务，西昌的天气已是天空烈日无暖意，夜风袭来周身寒的感觉。
1978年即将过去。
全连的官兵可以稍稍松一口气，驻扎在冕宁县复兴公社粮站的仓库里，等候着返回营房的命令。

自从十一月中旬来到西昌，在这大凉山地区方圆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训练、战术演习、实弹射击等折腾了一个月，战士们真想早点回营，过元旦、春节两个一年中最轻松的月份。

不知道为什么，全团大部队已经全部返回营房，把我们连孤伶伶留在这曾经弥漫着硝烟的炮兵靶场。
营房离西昌近千公里，需铁路运输返回。
战士们看着南来北往的火车，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我们的连队踏上征程，听说铁路运输紧张，也只有等了。
连队也显得休闲起来。

吃过午饭，我和两个战士到两华里外的复兴赶场闲逛了一小时，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了刚从连队出来、与我同年入伍的汽车驾驶员。

他煞是认真地对我说：“副连长，还不快回去，该打仗了！
”因为我俩同年入伍，说话比较随便，所以，我以为这是一句玩笑，便回道：“别瞎说了。
”

几乎在回话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铁路紧张的原因，便加快了步伐。

近一段时间，虽然收音机里经常有中国与越南边界地区摩擦和越南驱赶我国华侨的发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国之战；更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正向我和我的战友们袭来。

回到粮站，连长的神情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了。
满院子出出进进的战士们也没那么轻松自在了，许多战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干部们的表情和行为。

“副连长，四点钟召开支委会。
”连长用凝重的眼神看着我说。

“是。
”我轻声而坚定地回答。

傍晚，临时借用了粮站仓库保管员的办公室，支委会开始了。

连长传达团长命令：执行上级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随时做好准备，向云南方向开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连队不能返回原来营房而是直接开赴云南前线。

支委会的委员们谁也没来得及多想，只是认真地倾听着命令的精神。
命令传达完毕，指导员安排了内部保卫和思想工作任务：与会委员分成三组，分别负责炮一排、炮二排和后勤人员的思想稳定和内部保卫工作，严防战士逃跑、自杀、精神失常。

我们排列了几个思想不太稳定战士的人员名单，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准向外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积极做好开拔准备。

当天晚饭过后六点钟，要在全连住宿的粮库里召开全连大会。
各班在粮库外整队带入会场。
门外已经放置了岗哨，不准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立正——！
”二排长整好队，向连长敬礼：“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讲话。
”

连长表情凝重地信步走到全连排列的方队面前：“同志们！
”全连再次立正向连长行注目礼。

“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作为我团先遣分队，执行上级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向云南方向开进。
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段准备时间。
牵引车要修理，枪械要点验，个人装备按战时要求携带，多余物品可以烧、可以扔、可以交连队由团收容队统一运回营房。
”

接下来，指导员进行了动员，“一炮一发放、回家用不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是国家战略铁拳头”等等，全部进行了开放式讲解。

战士们一个个军姿坚挺，瞪大着眼睛。
是呆滞、是迷茫、还是准备战斗的姿态？

作为初次听到自己要直接参加战争的战士们来说可能都有，只是每个人各占的比例不同。
官兵们都知道，如果有一句话听不清楚或记不牢靠，都可能导致做不好准备遭到严厉处置，以至于在战争中丢失性命。
此时，就是平时那些软塌塌的战士，看上去也像胸意间撑起了钢筋铁骨。

自此，连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常变换战斗分队的所在位置，是达成战术保密的重要手段。

当晚后半夜一点三十五分，在周围百姓都熟睡的时候，我们连队离开了粮站，路经西昌县城向东南方向的大山里钻进。

天还没亮，我们来到一个半汉族半彝族人居住的山寨。
千米之外就是雅鲁江水运局所在地。
上午八点半，水运局一名副局长带两名技术员和五名修理工给我们修汽车来了。

我们连装备的六辆嘎斯63是产于原苏联的牵引运输车，时至78年底，已是外观新绿内脏朽的老机器，在平时野营拉练中，掉队、故障不断，弄得干部战士们头痛不已。
可那是练哪，现在要打仗，延误战机、死人、失败是国家大事。
修理人员们好像接受的也是死命令，昼夜不停，轮换休息，经过两天两夜，把我们连的七辆汽车全部整修一新。

连队的司机们，像是去掉了长在身上多年的顽症，紧张之余，经常露出隐藏不住的笑容。
连队的干部们也放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又把实弹射击后留下的弹壳和炮弹箱，全部移交给了西昌军分区。

汽车货厢后挡板和驾驶室两侧门上的车号，已用红纸条牢牢地粘封起来。
不知底情的人，哪怕是军人也不会知道，这是哪里掉下来的一个炮兵连。

连队的大项工作忙完了，战士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清理自己所有的物品，废旧的胶鞋、补衣服的旧布扔在了野外，从林区老百姓家里买来的木板，赔本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
炮长们把实弹射击和训练用过的口令记录纸，还有铅笔头烧毁。
哪怕是能减轻一克重量也要减。

火炮射击时，每门火炮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技术状况、炮弹的生产批次、重量等级和射击方法，进行射击诸元的单独修正，术语叫“单独修正量”。

炮长要完成六个射击目标的“单独修正量”计算，最快也要四分钟左右。
为了提高取得修正量的速度，一年前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
经过无数次地计算、制图、比较、测量，取得了很大进展，计算得精度最小误差0.7个高低分划、速度提高到30秒以内，形成了许多纸制图案和模型。

这次野营拉练出来，我也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拿出来琢磨琢磨，现在却成了累赘。
我把它们卷在一起带到村外，摊开，深情地看了看：“这里面渗着我多少心血呀。
”

我心情沉重地划着了火柴，伸向我心绪环绕的纸团。
火在烧，心在想：“消失吧，人死了，这些也就没用了——活着回来？人都活着回来了，这些东西毁了还可惜吗？”

燃烧的火焰由大变小，我的心血也变得干净起来。
来风把灰火刮得四处飘散，我转头回连队去了。

全连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可我们还是绞尽脑汁地冥想和寻找着哪些地方还没有准备好：

看看汽车尾部固定牵引钩的铁丝、拽拽固定车篷布和伪装网的绳索、摸摸机枪步枪冲锋枪的附件和备用弹夹、炊事班的战士们数点一下锅碗瓢盆和铁铲，经过几次重复检查没有了问题，人们才慢慢地放下心来。

连里的干部巴望着上级的调遣命令，战士们观望着干部们的嘴巴，聆听着他们的指示。
只有在夜里，人们才会真切地想想生与死的问题。

有人说小韩说梦话了：“妈，我该死了，我看不见你了。
”那哭腔使听到的人为之动容。
虽然我没听见，但这时候不会有人造谣开玩笑。

我何尝不想：“当兵的一茬又一茬，出来——回家，怎么就摊上我打仗了呢？”

“逃跑？哪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当然只是一闪念，但还是想了。

“85加农炮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反坦克和对碉堡火力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而直接瞄准射击距离是八百米，当然可以更近、更近，直到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炮口前。
”

“越南兵趴在堑壕里，我们相距三百米、五百米，我会看得他一清二楚，他会用枪向我瞄准、单发或点射地向我射击。
”

“敌人的炸弹或者炮弹会在我们的炮阵地上狂轰滥炸。
我和我的战友们会牺牲在火炮旁……”

“越南有陷阱，陷阱里面有竹签、竹签上还抹了毒。
”一想到掉下去，屁股就像被刺中一样尖酸。

日子就这样一昼夜一昼夜地过着，思想就在生与死之间不定的摇摆着、煎熬着，慢慢有了转机；就算死到临头，思想也不能总是在低格调中徘徊：“多残酷的战争都会有活着回来的人，我想我就能活着回来——死？死就死吧，不想它！
”有时候，就在这样的想象中睡着了。

进发提神

1978年12月17日，我们连终于接到乘列车向云南开进的命令，并且明确了整个部队在开进中和到达集结地点后的代号：××军：开进中叫860部队、到云南营地后叫48223部队；

军炮团：861、48224；

高炮团：862、48225；

A师：901、48227……

B师：911、48233……

C师：921、48239……

封闭车号、频繁地变换部队代号，更给我们增加了异样的感觉和紧张气氛。

时隔两日，我们连的人员和装备全部上了火车。
官兵们乘坐在闷罐车里，车炮全部装在了火车平板上，纵成一路。
我和几个战士在平板火车上守护车炮。

黄昏时刻，坚刚的火炮昂首，炮口指向西南烟火般的天空和全连官兵雄壮地向着回营相反的方向进发。
激动的心促使我站在火车平板上，眺望远处熟悉的雪山，扫视周围亲切而荒秃的高地，看着近处撒过汗水、急速捋过的沙石滩。

这里也曾炮火硝烟，可那是和平时期绝对避开人性命的训练哪！

我摸着身边坚硬的炮身：“这回到了前线，你可要和我们玩儿命地开开荤了。
”

火车加足了速度飞奔，我偶尔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直起了腰、在路上行走得人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的向他们诀别。

夜，很深。
我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听着脚下的火车轮子踢踢踏踏地碾压着铁轨，穿过了一条条铁路隧道，跨过了一道道铁路桥梁，飞奔的气流在车门两侧呼呼作响。
我知道，这是在向敌人接近、在向胜利或者死亡接近。

几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货运车站，黑煳煳的没有一点儿动静，很远处才有一点微弱的车站灯光。
和我们并列停着一列火车，车上垛满了前运的物资。
物资上面有两个抱枪押运的士兵，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装束。
反正也睡不着，找找乐呵吧，我跳下汽车驾驶室，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对面火车上的物资和两个士兵，同时又有我们其它车炮的两个战士走到我跟前。

我对着押运的士兵喊：“弟兄们，哪儿来的？”

听到我的问话，他们俩由半躺坐直起来回答：“哈尔滨。
”

在这祖国的大西南，年复一年地野营、训练、战术演习，走遍千山万水，很难遇上来自东北的军人，不免有些新鲜。
我又问他们：“走了几天了？”

“六天六宿了。
你们呢？”

“刚上火车几个小时。
你们拉的什么？”

“野战输油管儿。
”

我们来回问答。
他们说起路过东北、华北的日日夜夜是多么地冷。
在这会儿，我们倒觉得有三分的幸运了。

我们搭乘的列车起步先行。

“云南再见！
”我们的战士向他们挥挥手。
我们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后勤供应，我们肯定会一路领先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每次停靠车站，每两节装载车炮的列车上都会上来三四个铁路工人。
他们扛着木板、拿着撬杠、铁锤和铁钉，检查车载武器装备的运输安全情况。

只要守车炮的战士用脚点一点火车的地板：“师傅，这块板子有些软。
”他们就立即麻利地撬下旧板子，换上新板子。
在平时是没人理我们的。

在贵阳火车站一列军车晚点发车三分钟，造成一名副站长和一名调度被抓。
自此，我才真正明白了军列“特平车”的含义。

火车进入云南境内继续狂奔。
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突然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在路基上瞄着我们，后来又几次发现，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草丛里。
见得多了才知道是八一电影厂的人和部队在拍摄我们。

有时候，军列也会停靠在客车站，坐在其他列车软卧或软坐车厢里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扒开白色的窗帘看我们，像是在清点我们的汽车和火炮。
“这还能保密吗？”我心里这样想着。

一个早上，我们在昆明西南边的一个叫中谊村的小站卸载，铁路运输结束了。

乘坐在闷罐车里的官兵们卷起铺盖打好背包扔在了我们自己的汽车上。
我们快速地解开车炮的摽绳，撬开车轮下的三角木。
在全连官兵的指挥、看护和操纵下，车炮一辆一辆地从火车上往地面开。
们用两台摄影机跟随着我们拍个不停。

在兵站吃了一顿早饭，我们改为摩托化行军。
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滇池的清澈和美丽。
我们避开大路，尽量隐蔽地绕行，中午到了江川县城。

大休息时，一直和我们连在一起有“小和尚”戏称的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到街上刮了光头。
回来时，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串过市的灯泡。
他们有的叉腰、有的背手，还故意挺胸摆步，逗得大家笑声不断。
街上的百姓们则看得茫然。

总共行驶三百四十多公里，我们来到蒙自县草坝镇，算是到了军给我团指定的战前集结地。
在这之前，我们团的一个后勤分队已经来到这里。

草坝，是一个很小的居民镇，气候干旱。
百姓的家院很多是干打垒土墙圈起来的，墙上长满了仙人掌，只见鲜花不见叶，使干黄破旧的土墙呈现出勃勃生机。
正是：满墙仙人满头花、花中矮房是我家。
镇子西面不远有一处营房，我们就住在了这里。
这里离战区还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是××军××师炮兵团的营房。
营房已空，只有些家属。
部队的人员连同装备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拉走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

营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随部队开走了，儿子也在别的部队当兵。
她向我们问这问那，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已经和敌人打上了。

在营区大门南边二百多米，有一条横向的小火车道。
不知怎的，这位母亲知道了儿子乘火车向边界开进时要路过这里。
下午四点时分，她抱着一个装了四斤水果糖的布袋，在铁路边等候。

火车来了，儿子老早探出车窗向母亲招手。
近了，母亲把糖袋向儿子扔去——没接住，拣起来紧跑两步，又是一次——还是没接住。

云南十八怪：火车不如汽车快。
母亲还是赶不上了，哭着回了家。
我想：我要是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多好哇，母亲就是走出三十里、五十里也会去看我们一眼。
我的家在北方，我不可能去给母亲这样的机会。
如果真能见母亲一面，死前会了却一个心愿的。

过了两三天，团的大部队要来了。
我和副指导员奉命带我连六辆嘎斯63、团四辆解放A——10汽车返回昆明接应大部队。

12月27日5点多钟，我们一早出发匆匆赶路。

到了开远至昆明的柏油公路上，尽是运甘蔗的汽车。
车上，散装的甘蔗冒了尖，枝枝丫丫地伸出车厢。
想吃甘蔗的人们用根小棍向着伸出车厢的甘蔗一挡，甘蔗就会滑下来一片，尽你享用。
由于军人的纪律和紧张的任务，我们却无心去做这些。

中午，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昆明。
在一个铁路货运站，我见到团的孟副参谋长，他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车站上，已经见不到与战争无关的人员和物资，火车两旁的铁路上全是军人，像是铺上了一层青纱帐，一片茫绿。
兵、车、炮、舟桥船、工程机械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卸载。

这是一个阴凉的天气，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城气候宜人，每个军人的帽圈儿都被汗水浸湿了。
我们也以最大负荷装满十车炮弹。

我要去找孟副参谋长请求指示，准备带十台车返回集结地。
我带来的十台车的驾驶员里面，有四五个是玉溪兵。
来时，他们都要求返回时走玉溪方向，近处的能回家或让家人来玉溪见见面。

回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来时走的大路，好走，但人多车多、不利于隐蔽；走玉溪方向是一条人少车少的山路，利于隐蔽但不利于车行。
我向副参谋长说明了两条路各有利弊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走玉溪”的主张。
副参谋长同意了。

当我回到我们的汽车旁向战士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看几个玉溪兵高兴的：“副连长你真好哇，到了玉溪我给你好烟吃。
”“我给你一包。
”都来了。

十台绿色的军车像一条龙，在红土高原的大山里穿行。
车上有四五个兵，他们既是我的战士，又是这大山的儿子。
他们该多高兴啊！

天色渐黑，玉溪到了。
这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很小，居民的平房散落，只有几处两层高的楼房。
在街上走过，偶尔会看到两边房子没有遮严的庄稼和草地。
黑煳煳的街道，极少有路灯的地方，很少有行人走过。
我们要在这里宿营。

汽车停在玉溪的街上，放置了岗哨。
玉溪兵可以在三华里范围内活动，其余战士守车待命。
我找到玉溪军分区一位领导，请求协助我们保障弹药的安全。
无论我怎样说他都表示无法帮忙。

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吧。
在这危急的时刻，同穿军装的高官都不肯帮忙，真够呛。
我要向昆明军区告他一状，他会吃不了的包子——兜着走。
”想归想，没那空。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敌情怎样，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越南特务？我特别担心这十车炮弹被毁。
我决定，找一个临街宽阔、有路灯的旅店住宿，弹药车就停放在旅店门前的大街上。

弹药车都有用棚竿撑起的棚布，像个拱形的窑洞，只有后边是可以活动的布帘。
我们把每两辆车尾对尾扣在一起，严防敌人投掷爆炸物袭击。
玉溪兵早已全部归队，他们有的见到了叔婶，有的见到了表兄，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跟着来了。

副指导员从在玉溪卷烟厂当炊事员的父亲那里拿回了最好的香烟款待我们。
亲属们都很自觉地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调整车辆。

弹药车摆放好后，我明确警戒要求：每两个人一班岗，任何人员或车辆不准靠近我们车辆五十米以内，这是一般人投掷手榴弹的最远距离，不听制止可以鸣枪警告，再制止不住，只要判断准确、确是袭击行为，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保卫我们的弹药。

我们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下。
这时，玉溪籍战士褚东明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家离玉溪城十来华里，年迈的父亲在家病得不轻，能否让他开车回家看望。

我很难，想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看不久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考虑再三，交代了安全再安全，要求他调集所有家人看护好这一车炮弹并在明早五点归队。
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立正、抬手向我敬礼，激动地表示：“绝对保障安全！
”

这一夜，我和副指导员要查岗，更是担心让战士带回家的一车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