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1846一1911)，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46年9月15日），其父赵文颖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山东省蒙阴、阳信、商河知县，太平军北伐，死于阳谷，上任才五日。（见《清史稿/忠义传》）。次兄赵尔巽，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国后曾任清史馆馆长，领修《清史稿》。赵尔丰兄弟四人，其余三个都中过进士，只有赵尔丰是捐班出身。最初任广东盐大使。
光绪十年（1884年，38岁）改任山西静乐县知县。
光绪十四年（1888年，42岁）,调署山西永济县知县，为当时任山西绛州知州的锡良所赏识，并多次得到锡良的保举，屡获升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4岁），因母亲去世丁忧的赵尔丰由山西巡抚锡良委任办理固关防军营务处，以抵御八国联军有功，保升道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6岁）初，由东河河道总督调任河南巡抚的锡良奏委赵尔丰总办黄河堤工。锡良旋调任热河都统，赵尔丰曾一度随锡良到热河。
二十九年(1903年，58岁），锡良调署四川总督（次年实授），赵尔丰随同到了四川，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这年冬，赵尔丰署永宁道（全四川分为五道：成绵道也叫川西道，川东道，川北道，上川南道也叫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邛二个直隶州。下川南道也叫永宁道，辖叙州府，泸、资两直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大凉山以东，仁寿、资阳以南，隆昌合江以西地区），残酷镇压古蔺、叙永一带的农民起义，据说几个月内杀了三千人，赵尔丰因此得了“屠户”的诨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9岁）三月，川藏交界的巴塘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下辖县）发生土司暴动，杀害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锡良派时任建昌道的赵尔丰会同提督马维骐前往镇压。平定土司暴动后，赵尔丰又奉命办理善后。由于平叛和办理善后有功，赵尔丰于（1906年，61岁）三十二年六月，以攻克四川里塘桑披逆番首匪普中乍娃等咸就歼灭。赏督兵建昌道赵尔丰武勇巴图鲁名号。
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西藏就已成为英、俄两列强争相侵略的目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英国趁日俄交恶之机派兵侵入西藏，次年六月（1904年8月）侵占拉萨，胁迫当地政府签订《拉萨条约》。为了抵制英国的侵略，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经营和控制。川藏滇交界地区，不仅是当时入藏要道，而且密迩边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觊觎的对象。因此，川边也需要加强经营。被杀害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即负有经营川藏交界地区的使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1岁）六月，锡良再次向朝廷密荐赵尔丰“卓著忠勤，才堪大用”。七月间，清政府遂命赵尔丰以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专力经营川藏滇交界地区。履任后，赵设边务大臣衙门于巴塘，开始了艰难的经营边藏的工作。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受命平叛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离边务大臣任止，中间除一度护理四川总督外，赵尔丰一直生活在边藏地区（光绪三十四年曾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大臣，但并未赴藏）。
二、经营川边
清廷为让他全力经营边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命乃兄赵尔巽任四川总督，使他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赵尔丰在川边实行了如下政策：
1、历行改土归流。川藏滇交界民族复杂，土司对中央政府时服时叛，喇嘛寺武装也常与政府军发生冲突，英国侵略者又时思觊觎。鉴于这种情况，赵尔丰以改土归流为第一要务。他编练了一支精悍的边兵，征剿时常叛乱的土司和喇嘛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实施改土归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在巴塘、里塘设置流官，到赵尔丰离任的六七年间，以巴塘为中心，共设二道、三府、三十四县，辖地数千里，打下了后来西康建省的基础。在取消土司制度的同时，赵尔丰还在川边实行社会改革，部分地废除落后的农奴制，蠲免若干苛敛的差徭杂役，取缔寺庙干预政治的特权。
2、改善武装战法
据光绪年间陈观浔所撰《西藏志》所言，那一时期的藏军武器装备还相当原始，但也有长三四尺的大炮，有土枪即鸟枪，有独子、五子到十三子的快抢，有钢刀弓矢和铁盔铠。西藏人的御敌之法有深林埋伏、夹谷包围、高坡滚石、窄路劫粮、黑夜扑营、阻拦关隘、掘险断路、据守碉堡等。还有一条，藏人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地形。面对这样的军队，先行改善了武装和战法的赵尔丰边军，才能以区区数千人便纵横川边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所向披靡。赵尔丰《平定德勒赠科行军规则》详细规定边军战法，使人不由得想起外国影片的战争场面，抄录五则，观其细节。
“一、临阵时，我兵分作四十人一排，共列五排；卫队四十人，作为第三排；其余十人，看守两营械对象，并瞭望后路有无包抄之匪。
“一、临敌时，如战地宽，则平列两排为一行；窄则以一排为一行，余四排，以次递列。虽系平列，总宜疏散，不可太挤，免受敌枪。若地方过窄，则以半排为一行，或分两排为雁翅形，以张两翼。是在该营官审察地势、敌情，神而明之。
“一、临战时放枪，第一排先放，放毕蹲身；让第二排接放，以次递蹲，递放；放至第五排毕，第一排又复轮放。倘敌人攻扑太急，则前排蹲放，后排立放，敌未攻扑，则不准乱放一枪。
“一、各排放枪时，营官弁长，须留神察看。若打至两轮，而不能中伤人者，是即毫无准头及手颤者，必胆已摇。似此者皆勿令再放，尚可节省子弹备用也。……
3、大力改善交通。川边地区山势险峻，河流湍急，交通极为不便。赵尔丰拨出专款，调集民工，修建了从打箭炉（康定）至德格、察木多（今西藏昌都）的大道，并曾亲驻德格指挥。又延请比利时华法公司在水流湍急的中渡雅砻江上修造了一座钢桥。同时，对“乌拉”加以整理。“乌拉”类似驿站，原是一种无偿的差役，由当地人民轮流支应。赵尔丰刚到川边时，“乌拉”极其混乱。他制定了统一的“乌拉”章程，付给一定报酬，和民间运输价格差不多，人民乐于供应。又在川边设立类似驿站的“台站”，每站酌设兵丁数名。这样的台站几乎遍及川边各要道。经过一番整顿和建设，大大便利了行旅和交通。
4、努力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赵尔丰奏设川边学务局，以四川在籍主事吴嘉谟为总办。吴亲自到各地劝人民送子弟入学。赵尔丰将一县改土归流，必设学堂数处。到宣统三年（1911年）上半年，已设立学堂一百三十余所，学生二千余名。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赵尔丰派人从内地购运两架印刷机器，成立了官印书局，印刷教科书、政府文告及其他书籍。嗣又在巴塘设制革厂，从内地招聘技术工人，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办。所生产的皮革、军用靴鞋、图囊在宣统二年（1910年）送南洋劝业会展出，获得了银牌和奖状。他还开办造纸厂、金矿，计划创设织绒厂、面粉厂等企业。
5、招民垦荒、巩固边疆。赵尔丰用英国开发澳洲、法国开发马达加斯加、美国开发菲律宾、日本开发虾夷的经验，先后招募四千多农民到川边地区垦荒，并先后设立农事试验场、农事改良所等机构。过去边地没有蔬菜，经农事试验场试种后，才推广起来。随着垦荒的开展，内地的农具、手工业技术也传到川边。
赵尔丰经营川边六年多，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川藏滇交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台湾学者冯明珠在其《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的222页作如是说：
赵尔丰一生任事勇猛刚烈，他所率领的边防军，几乎席卷整个川边地区，后代史家虽有人评论他过于急功近利，野蛮残酷，但他的改土归流新政，对藏族地区的革新，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以及对抗英印势力的入侵，西康建省的基础，都有不容忽视的成就。
1911年，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为了继续推行西康建省的目标，特荐傅嵩炑代理边务大臣之职。傅氏是赵尔丰经略川边的得力助手，他追随赵氏转战千里，所至之处，调査访问，作图记述，巨细无遗。民国建元后，曾撰写《西康建省记》一书，对赵氏经略川边的经过记录颇详，并在书中再度提出西康建省的主张。他认为西康应以折多山与丹达山为东西极限，折多山以东划归四川，丹达山以西划入西藏，两山之间的境域，则设西康省。傅氏的主张，对民国以后中藏界务之争有极大的影响，而经赵尔丰改土归流后所设置的郡县，则更是中国政府反抗英国“麦克马洪线”的依据。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911年4月21日，65岁），清廷调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命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由四川布政使王人文暂行护理。赵尔丰荐傅嵩炑代理边务大臣，但因办理瞻对、波密等地事务。迟迟没有到成都赴任。
三、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四月十一日（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国有。四月二十日（5月16日）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首先收粤汉、川汉路，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锴款合同”。川、湘、鄂、粤四省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护理川督王人文同情保路运动，奏効主持铁路国有的邮传大臣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修改借款合同。因此，盛宣怀、端方连电赵尔丰，催促他制止保路运动，清廷也电谕他迅速赴任。赵尔丰这才赶赴成都。途中他与王人文交换意见，表示赞同王人文对路事的意见。
闰六月八日（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次日接视事。这时，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人已经组织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川省正准备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赵尔丰采取与王人文大致相同的立场，一面安抚四川绅商，一面请求朝廷略示通融。
闰六月二十五日（8月19日），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的川汉铁路宜万段总理，强行收路，激起四川人民更大的反抗风潮。七月一日（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并且迅速波及全川。赵尔毕急调巡防军入城驻守要隘，严加戒备，一面责备川绅。劝谕开市。同时奏报清廷，不同意武力镇压。七月四日（8月27日），赵尔丰两电内阁，要求清廷转園，并将路事交资政院议决。次日，又和成都将军玉昆一起奏请改铁路为商办，并代股东会奏请将借款修路交付咨议局、资政院议决的要求。
由于赵尔丰不肯严厉镇压保路运动，盛宣怀、端方等人对他非常不满，其怨怼情绪随着保路风潮的激烈上升而增长。七月六月（8月29日），端方致电内阁，弹効赵尔丰“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贻患，作茧自缚”。赵尔丰不甘示弱，于七月九日（9月1日）以川路股东会作出了不纳粮、捐，不认外债分厘的决议，会同成成都将军玉昆弹劾盛宣怀，再次要求把铁路问题交资政院议决，并特开御前会议研究，不准邮传部操纵。他们警告清廷，若一意孤行，“大乱一作，挽救已属无济”。但清廷根本听不进赵尔丰等人的话，七月十日（9月2日）,“命端方前往四川查办，准备在端方到成都后撤赵尔丰职。七月十日、十二日，清廷两次严厉申斥赵尔丰，说是如果发生意外，“定治该署督之罪。”
四、成都血案
在受到清廷的巨大压力并危及地位的情况下，赵尔丰终于改变了主意。七月十三日（9月5日），他致电内阁，表示将以武力解散保路团体。恰好七月十四日股东会上有人散布《川人自保之商権书》，赵尔丰就抓住这份公开信鼓励独立为武力镇压的借口。七月十五日（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诱骗蒲殿俊、罗纶等来督署议事。蒲、罗等人一到督署，就被捆绑起来。按赵的意图，是准备立即杀害。由于成都将军玉昆对此表示异议，赵遂不敢贸然行事，就把蒲、罗等九人软禁在督署内，并且立即张贴告示，声称“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但是仍然有几千人拿着光绪帝牌位到督署请愿。赵尔丰早有准备，正当人们呼喊要求释放蒲、罗等人时，枪声四起，子弹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来，当场被打死几十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风起义。数日之内，约有十万同志军围攻成都。赵尔丰一面组织防堵，一面急电清廷求援。围攻成都的同志军虽被击退，但各地起义已无法压制。七月，一十二日（9月15日），清廷起用岑春煊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无法再向四川增兵，因此四川各地起义的声势更盛。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同时，任命岑春煊为四用总督，次日命赵尔丰仍担任原来的川滇边务大臣。然而由于各省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岑春煊一直未能入川。奉命入川查办的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见形势不妙，向清廷奏请改剿为抚，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并奏劾赵尔丰“始则纵放，继则操切”。
九月五日（10月26日），清廷电令释放蒲、罗等人。但赵尔丰却不肯遵旨放人；反过来奏劾端方济乱。
九月十六日（11月6日），清廷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无庸署理。这对赵尔丰是个沉重打击。而另一方面，到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全国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宣布独立，特别是与四川毗邻的湖南、云南、贵州的独立，对四川形成了大半个包围圈。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新军排长夏之时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并驰往重庆。端方抵达资州后，也派人到成都运动独立，企图攫取都督权位。成都文电不通，呼救不灵。在这种情况下，赵尔丰于九月二十四日释放了蒲殿俊、罗纶等人，并且待为上宾，意欲依靠他们的义，并抵制端方。随后，赵尔丰决定将四川政权交给咨议局。
十月二日（11月22日），他委派署布政使尹良等为代表，与蒲殿俊等人议订了“四川独立条约”,规定四川行政权交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掌握；赵尔丰仍赴川边办理边务，所需经费由四川省负责；四川独立后，赵尔丰暂留成都，以便遇事商量；军队交原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十月七日（11月27日），赵尔丰正式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朱庆澜分任军政府正副都督，十月十八日（12月8日），蒲、朱在阅兵时，军队哗变，蒲、朱逃走，原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平定变乱，被推为都督。
五、人亡政息
当军队哗变时，赵尔丰应部分绅士请求，张贴布告安定军心，事后人们怀疑哗变系赵尔丰所鼓动，赵尔丰就发表文告为自己辩诬，结果人们更怀疑他，十一月三日（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包围旧督署，诱捕赵尔丰，宣布罪状后杀掉，终年六十五岁。
作家阿来在《瞻对》第246页写道：
从川边藏区来说，随着清王朝覆灭，赵尔丰们的藏区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种种社会改良刚刚初显效果便烟消云散。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前，推荐自己得力助手傅华封继任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密电傅华封率边军三营驰援成都。傅率部到达雅州，被新军彭光烈部击溃，傅被俘解成都听处。当局劝降，傅华封不从。监禁期间，写成《西康建省记》一书，记述清末康区各地改土归流经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史实较详。留在藏区金沙江两岸的边军，也都易帜拥护革命，推顾占文为临时督军，驻巴塘。并将边军改为三标，分驻察木多、德格和江卡。攻势改为守势，各据其地，任务也不再是声援西藏，防御英国图谋西藏，而改为防备藏军进攻了。
接下来，先是数年前被赵尔丰大兵镇伏的乡城变乱，当地武装占据乡城后，又攻陷了里塘等地。刚被废除不到一年的明正土司聚兵于川藏大道上的河口，也就是今天康定和理塘之间的雅江县。道孚灵雀寺喇嘛拘押设治委员，整个康区陷人大乱。不久前才被赵尔丰废掉的土司们趁民国初年内地军间频繁的内战，驱逐汉官，自行恢复各家对于原来属地属民的统治。金沙江以东赵尔丰所设波密等十余县，也相继被藏军攻陷。
这就是川边地区的民国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