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范子盛
曾国藩故居。曾国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既捍卫了中华文脉，又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清朝皇室的总体政策是鸵鸟政策，他们习惯于自欺欺人，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们尽量欺骗自己说没有危机，把头埋在沙堆里继续沉睡。当他们被危机折磨得无法沉睡时，他们会不耐烦地加以反抗。当反抗无效的时候，他们会以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的方式贿赂侵略者换取短暂而屈辱的和平，以求再一次把头埋在沙堆里呼呼大睡。
《清史稿》评价道光皇帝说：“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这个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在虎门销烟的时候，清政府上下都把禁烟看作是在广州一地就能搞定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英国的蒸汽战舰有那么强的战斗机动能力，居然能把中国整个东南沿海都拖入战火连陷数座大城。在遭遇英国的坚船利炮之后，清政府又过于恐惧，以为捅了马蜂窝，不敢抗战到底，只求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他们没有想到英军之强也不过是强在海上，一旦深入内地，英军的海军也无用武之地，那时清军完全可以发挥优势，反败为胜。但是，当时的清朝最缺乏的就是能“匡救”天下的战略性人才和战略性思想，至少当时清朝的中央，不管是皇帝和勋贵大臣都没有人能够提出励精图治的具体方略，所以也就只能“将顺”了——随波逐流，走一步看一步。
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最著名的一位战略思想家就是魏源。魏源反对清朝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民众的抗英斗争中得到了启发和鼓舞。他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魏源留下了“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魏源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劣，提出了以守为战，具体的办法有两条：“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通过诱敌深入，利用清朝国土广大民众众多的优势，“设阱以待虎，设网以待鱼”，清朝是完全可以战胜英国侵略者的。
在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说，“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魏源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以后中国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的见解虽然不错，但是他的最高官职也只做过高邮州的知州，而且没做多久就被革职。所以魏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实施。
清朝维持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有三大战略基石——八旗的骑兵、科举制度和康熙皇帝承诺的“永不加赋”的稳定的税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需要支付赔款，且鸦片更加肆无忌惮的流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为了应付支出，清朝便通过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的办法取得白银，这就使得人民的负担沉重、生活苦难，不得不走向反抗。所以清朝的“将顺”是将得愈来愈不顺了。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开启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找到一个极其高明的战略，那就是走水路从湘江和长江顺流而击，这样就成功地避开了清军的骑兵优势，大范围而且快速地机动作战。太平军进展得非常顺利，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3月19日就攻克了江宁（今南京）,3月29日，洪秀全率军在黎民百姓的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分庭抗礼。
太平天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战略构思上最突出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资政新篇》。《资政新篇》由洪仁玕撰写，1859年经洪秀全批准作为太平天国官方的文书正式颁行。《资政新篇》系统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强大中国的战略性构思和举措。其中一些可圈可点进步的主张有：革除腐朽习俗，禁止女子缠脚；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仿效西方国家；主张“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动性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发展交通，造火车、轮船，修道路，疏河道；国家设立邮亭，办理邮政；开采金、银、铜、铁、锡等矿及制盐等，“兴宝藏”、“兴器皿技艺”；兴修水利；主张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奖励技术发明；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提议与各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允许外国科技人员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实现国家统一，“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普设乡官乡兵；建立省、郡、县钱谷库和市镇公司(税收机关)；严禁贪污；禁止私门请谒，杜绝卖官鬻爵之弊；在刑罚上主张“罪人不孥”、“刑止一身”，废除连坐；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和办理教育等事，并设馆，报导时事物价；开设医院；兴办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禁止“一切生熟黄烟鸦片”；禁止溺婴、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婢，“准富者请人雇工”,等等。
洪仁玕说英国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鲜明地指出了英国之所以会强大就是因为执行的善法——也就是正确的战略的缘故。
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浩大，一度夺取了中国最富庶繁华的江南半壁江山。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当时已经变得腐朽无能，虽然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也无法抵御太平天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此时的清政府又祭出了“将顺”的法宝,不断颁发诏书令各地方缙绅训练乡勇，以求增强抵御太平天国的力量。但是各地仓促组织的团练事实上处在松散的状态并无多少战斗力可言。
不过清朝此时出现了一位战略性的人才，此人名叫曾国藩。1853年曾国藩抓住清政府组织征剿太平天国的力量的时机，奏请朝廷将湖南各地分散的团练乡勇，合成为湘军，由其统领，这样便终于捏成了一个有力的拳头。曾国藩在治军上注重以德才兼备的儒生为将，以能吃苦耐劳的乡勇为兵，力求建立一支有文化、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军种上，曾国藩将湘军建成水、陆两军。曾国藩的进军路线和当年太平天国的进军路线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沿着长江水系顺流而下。曾国藩率领湘军从衡阳出发，顺湘江北上攻克岳州，然后进入长江东向，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历时十年，1864年破天京，太平天国亡。
在此过程中，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又拉起了淮军。淮军和湘军可以合称为湘淮军。
湘淮军和太平军的战争是中华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技术上将中国的战争全面推进到了热兵器时代。在这场战争中，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湘淮军都大量使用火枪火炮。二是技术上的热兵器化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因为热兵器将骑兵边缘化了。清朝赖以立国的八旗骑兵力量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越难以掌控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满洲皇室为了继续“将顺”下去，为了维持生存，当然不得不不断地向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放权让利。清朝起源于明朝的建州卫，清朝为了独立建国，先是大搞去明朝化运动，公然反明将明朝的力量清除出东北，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一直将防范汉人复辟政权作为国策。总之，在清朝很长的时期，虽然有满汉复职制，但是汉人的地位都很低下，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尤其是无法掌握大的兵权。不过，同太平天国的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腐朽虚弱的清政府为了自保延寿，不得不大量启用汉族官员领兵打仗，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又重新担当起主体的责任。当然清朝对于曾国藩、李鸿章一干人等也是竭力防范的。所以曾国藩、李鸿章领导的湘军、淮军编制上讲只是属于团练，也就是民兵，不属于清朝的正规军。由于湘淮军不属于正规军，清政府当然也就不给这支军队拨付军饷，但是清政府又需要湘军、淮军打仗，打仗就得花钱。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清政府只好安排湘军、淮军自筹军费。当然曾、李也是有本事的人，他们通过开设厘金，倡行捐输，收盐茶税，拔丁漕银，请求协济，提取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方法筹措到了军费。结果，清政府对于湘军、淮军的防范措施，反而造成了湘军、淮军的独立性。清政府和湘军、淮军的关系是油和水的关系，油不溶于水，但他们又被装在同一个瓶子里。
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淮军集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依靠这些实力，湘淮军集团在战后以曾国藩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总战略，发动了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的是在保留和尊重清朝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大量的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建设新的工、矿企业和学校。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具备可行性的战略。
1861年曾国藩在攻陷了安庆后创办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可以制造枪炮弹药。1862年，曾国藩组织华衡芳、徐寿等科学家经三个月的日夜奋战，制造成功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欣喜非常，说道“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4）。
安庆内军械所还开展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的研制工作。1864年，曾国藩攻占南京便把内军械所由安庆迁到南京，轮船的研制也就移到南京继续进行。1865年，徐寿等人研制的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终于取得成功。
1765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可以普遍应用的蒸汽机。1840年，清军被英国的蒸汽军舰打得打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曾国藩的内军械所于1862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又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轮船，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事情，它说明中国经过了一百年余年的消沉又重新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脚步。1862年应该看作是中华文明告别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工业时代的元年。
曾国藩为什么要把他创办的军械所称之为“内军械所”呢？这个“内”字的含义是军械所的“资金全靠湘军内部供应，产品全部供给湘军内部使用，技术力量来自中国国内。”所以说是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为中国的工业化开端提供了首批的人财物资源和市场。
曾国藩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湖北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甚有威势，有人劝说曾国藩反清自己做皇帝或者割据东南雄霸一方，但是这些建议都被曾国藩拒绝了，他独辟蹊径，既没有功高震主，也没有退隐江湖，而是调和各方力量、集结有效资源，有的放矢走出了一条办工厂、兴学校、强中华的新路，这无疑是曾国藩为中华文明能从低谷中走出重新开始向上攀登而实实在在做出的战略贡献。
在曾国藩的示范下，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办了马尾造船厂，创办求是堂艺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由于新疆阿古柏叛乱，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在西征的过程中，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制造了大量枪炮装备部队，最终击败了受到英国和沙俄支持装备了洋枪洋炮的阿古柏叛军，收复了新疆，收复了被沙俄强占的伊犁，清政府因此成功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 左宗棠还建设了“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李鸿章在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后来扩建成了江南制造局。除了办军工企业，李鸿章还提出了“富强相因，中国必先富而后强”的战略构思，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一大批民用企业。在经办企业的资本来源和股东结构的问题上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模式，李鸿章认为新式的企业的兴办关乎中国的主权与命运，“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继曾、左、李之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方面的功绩亦是十分显著的。他创办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一系列讲新学的教育机构；他改变了学制，建立了初等、中学、高等三级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他组织修建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贯通了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干线。他于1890年创办了汉阳铁厂——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第一个钢铁厂还要早几年。他于1892年创办了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汉阳造”步枪，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军队几十年的主战装备；他还创办了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等轻工业，并用轻工业之利润来支持重工业之发展。
在海军建设上洋务运动也取得了突破。首先是1875年由左宗棠、沈葆桢建立的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的军舰大部分由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自行建造，少量从英德进口，有巡洋舰、鱼雷舰、岸防炮舰、运兵船数十艘。其次是由李鸿章组建，1888年正式成军的北洋水师，有百余艘各式军舰，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的骨干舰长和军官大部分都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其大部分军舰尤其是大吨位的主战舰都是从德国和英国订制进口，极少数的舰，如“平远”号，则由福州船政局建造。平远舰也是不错的，是中国建造的第一艘全钢甲巡洋舰，排水量2100吨，马力2400匹，航速14节，火炮 12门，造价524000两。平远舰证明福州船政局能够造出与国外水平相当的军舰，而且价格便宜许多，维护当然可靠得多。比方说，清政府在德国进口的排水量2300吨的济远舰造价就有620000两。
洋务运动为清朝赢得了差不多三、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让清朝从一个只有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国，一跃成为同样拥有钢铁、枪炮、舰船、铁路、电报的奋起直追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形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目标似乎就要实现了。
但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遭遇了外来的三次军事干预的考验。第一次是1865年至1877年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率军入侵中国新疆，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将其击败，新疆亦从1884年建省，巩固了中国西北版图。这一次清朝的洋务运动成功抵御了外力的干扰得以继续进行。这次胜利也证明洋务运动提高了清朝生产力和清朝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次考验是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发生的中法战争。此次战争法国的战略意图是占据越南图谋广西，并通过组织远东舰队争取占领一两个中国的沿海城市，以便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战争由海陆两方面进行。陆战方面法军从越南侵入，但是清朝通过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阻止了法国侵入中国广西；海战方面，清朝的南洋水师遭遇重创，十余舰艇被法军击沉，福州船政局被法舰炮击损失惨重，但是南洋水师在镇海保卫战中击伤两艘法国军舰，迫其撤退，使得法军终不能染指镇海。在台湾保卫战中，1884年刘铭传于淡水击退法军的进攻。最终战争的结果是，清朝失去了属国越南，但是保住了西南的广西和东南的福建、台湾。台湾也在战后的1885年建省。此次清朝亦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洋务运动得以在清朝进一步蓬勃发展。淮军系统出身的刘铭传作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在台湾大办洋务运动。
刘铭传亦是晚晴洋务运动的一员干将。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地说道“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日本一弹丸国耳，……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讋，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本年李鸿章奏请沿海安设电线，此亦军务之急需。但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办力，莫如议借洋债，……息可从轻，期可从缓。”“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虽二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
光绪九年（1883年），刘铭传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说道：“自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朝廷虚怀下问，询及刍荛，仰见圣主廑念时艰，力图振作，无任钦佩。惟自古办极大极难之事，……或狃于成见曲示沮挠，……反谓忠诤之士，好为激烈之鸣。”“若谋富强，图久安，尤非铁路不可，此中利害，臣已于光绪六年具奏，并由李鸿章详细复陈，无庸再渎。”“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综计沿海七省，须备兵船百只，方可敷战守。……自海防议起，环顾海内，惟李鸿章一人，留心讲求，选将造器，稍为可观。……朝廷廑念海防，似宜另设海部衙门，于南，北洋，闽、广要区，各设海军学堂，……习业专精，再令出洋游历。……一俟妥筹船费，按岁递加，岁必造船数只。”刘铭传还建议：“沿海设防，宜分缓争重轻，以期扼要；各海口炮台，亟宜改建，以严防守；长江、太湖水师，急宜改制，以收实用；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宜加紧整顿，以求实济；筹购大批枪炮，以节经费而免欺蒙；稽查军机，整顿矿务，宜特设军器局，切实经营，以专责成；酌裁募勇，参用练军，以节饷需；严定赏罚，以求将才；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合进，以广人才。”
刘铭传在台湾任职至1891年，他在台湾一展抱负，在台湾兴农业、办工厂、开煤矿、通电报、修铁路、建学校，将台湾建设成为了中国的一先进省份。
清朝的洋务运动遇到的第三次考验是1894年到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此次战争清朝以海陆全败告终，不但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而且在陆战中丢失了朝鲜和辽东，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台湾给日本，并赔款两亿两白银，尽管后来清政府又通过支付三千万两赎辽费，将辽东赎回，但是甲午战争使清朝元气大伤，一度蒸蒸日上的洋务运动最终还是被外来的军事干预摧折，中华文明的复兴历程严重受挫。自甲午战争起，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长达50年的侵略殖民，直到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其侵略势力才撤出中国，其侵占的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才归还中国，长期被日本奴役的朝鲜半岛人民才重新获得独立。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和前清一样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长崎一口与中国、朝鲜、荷兰通商，德川幕府和中国的前清政府一样也禁止日本人建造可以远洋的航船。1853年美国的舰队开进了日本的江户，在美国坚船利炮的威吓下日本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从此日本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洞开。西方力量的侵入导致德川幕府的力量被削弱，日本的改革势力发动了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经过天皇军和幕府军的数次战争，1869年6月，明治政府得以实行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了维新改革的总战略——《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四、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在这五条战略的指引下日本建立了议会、颁布了宪法，建立中央银行，发行了金本位的纸币日元作为全国唯一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建立普遍兵役制度，建立了统一的陆海军，消除了幕府的封建割据实现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73年时，日本已经可以动员高达40万人作战部队，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日本的军事预算高达政府经费的30%～45%，可见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力求扩张的统一而坚定的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全民普遍受益的义务教育制度，日本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的普及实现了国民发展权利上的公平，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有活力的企业制度和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和清朝的洋务运动一样，日本的第一批新式企业也是由政府出资创办，其重点也是在军工领域，但是和清朝官督商办模式不同的地方是，日本在这些官办企业有了起色之后，当机立断采取了政企分离的措施，以廉价出售和赠送的方式将这些企业私有化了给本国的商人，形成了如三井、三菱集团等大私人企业财团，为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了稳固而有活力，可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细胞。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国家的统一意志、全民的普遍动员和积极参与、全面而较为合理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制度综合配套变革的产物，因而具有发展迅猛、成效显著的特点。
相比之下，清朝的洋务运动存在着上下不同心、军制不统一、官商不分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事实上，多年以前刘铭传就把清朝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道：“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清朝之所以败给日本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化和工业化，而清朝的洋务运动虽然给清朝带来了一定的工业化，器不如人的问题有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清朝的中央政府疲软无力，无法真正统一号令全国。李鸿章的淮军系人马在甲午战争中也是且战且走，注重保存实力，不愿积极作战。而清朝其它派系的力量，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对于李鸿章的淮军系人马和日本作战也只是作壁上观。日本以举国之力对付李鸿章的一支畏首畏尾的孤军当然可以取胜。事实表明，一个分裂的清朝战胜不了统一的日本。
所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将清朝的战略错误充分的曝露了出来。由于清政府没有坚定的抗战意志，急于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对日求和，所以又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这些在国内引发了“痛哭”性的震动，这又导致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变法可以称之为清朝版的“明治维新”，其具体的战略构想体现在1895年4月康有为写的《上今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获得了内地十八行省以及奉天、台湾共1200多名举人的签名支持。
其主要内容首先是要求清政府下明诏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反对对日割地赔款、反对缴械投降自我摧残。康有为旗帜鲜明地指出，即便是清政府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给日本也不可能达到保住北京换取几十年和平的目的，相反在国内会造成“民心先离，土崩瓦解之患”，在国际上将引发列强侵略的狂潮，“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既然只有坚决抗日一条路可走，那究竟该如何抗战呢？康有为认为第一个办法是皇帝下罪己诏，做自我批评，以收拢人心同仇敌忾，以鼓天下之气。同时在人事安排上提拔使用抗战派，惩治投降派。要不拘一格使用一批敢战、能战、善战的人。
第二个办法是迁都西安以定天下之本。因为北京离海太近，而清朝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旅顺已失， 威海既隳，险阻无有”，更使得北京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康有为认为西安是“天府之腴，崤函之固”，“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军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
第三个办法是练兵以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说：“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康有为主张全国大征兵，“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千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康有为看到了西方国家军事技术迅猛发展的现状，“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 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所以康有为主张“悬重赏，以厉新制”，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同时康有为还主张从华人华侨中凝聚和动员抗战力量，“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外夷姗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
第四是康有为主张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解决之道。康有为认为变法是常态，中国的古籍《易经》就主张穷则思变，变通才能持久，清朝入关前实行八旗制，入关后因袭了明朝的制度，这本身就是变法，如今清朝面临数十强国的鲸吞蚕食，割地赔款，随时有亡国之忧，这法是非变不可的了。
至于具体变法的可以操作的办法，康有为也提出来了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大富国之法。
所谓钞法就是发行纸币。可是发行纸币的钞本如何来呢？康有为主张清朝各地的私营银庄将银子存入户部和各省藩库，按照1.5倍的比率兑换成纸币，而这种纸币成为清朝的法定流通货币，用于交税发饷。如此一来“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清政府便可以发行出价值亿两白银的纸币，给市场注入充足的流动性，练兵御敌、办厂兴业的资金问题都解决了。
关于铁路，康有为的主张是“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这样采取民间集资入股和政府规划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就可以把全国的铁路修起来了。
关于机器，康有为主张“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晚清的工业化运动起于曾国藩创立的官办企业，这是一个艰难却伟大的萌芽。但是官办企业的沉浮和创办官员的仕途沉浮相关联，企业的发展缺乏自主性、韧性和朝气。所以康有为提出由政府发放营业执照让民众自己办企业，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至于开矿，康有为主张中国人运用现代的矿学知识采用机器开采和铁路运输将资源利用起来，政府可以征收“二十取一”的税额，如此中国的“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至于铸银，康有为主张清政府学习西方将中国传统元宝银锭改铸成银元，用中国自行铸造银元抵禁外国流入的洋圆，争回货币主权。
在邮政方面，康有为主张将清朝传统的仅仅传递公文和军情的驿站系统改组成为英国式的寄带公私文书的邮政系统。如此不但可以便利民众通消息广见闻，还可以让清政府每年坐收千余万的邮政收入。
除了富国六法，康有为还提出了养民四法：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
在振兴农业方面，康有为主张清政府设立农业方面的官员，民间成立农学会，官民携手学习西方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经营模式，修水利、育良种、建温室、用机器、深加工，努力扩大清朝的农业产量和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康有为说：“若丝、茶为中国独擅，恃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
在工业方面，康有为指出欧洲之所以突然强大起来就是因为发展了工业的缘故。康有为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注：1807年）英人始制轮船，道光十二年（注：1832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注：1845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注：1876年）筑铁路于黑海、里海，开辟基洼，河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以匀速前进的而是以加速度前进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明显，但是经过长期的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会越来越明显。1764年，英国的仪器修理工詹姆斯·瓦研制成功了新型可普遍应用的蒸汽机，首先在英国引爆了“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让机器工业取代了手工业，让英国率先成为强国，逐步席卷全球，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变化。康有为发现了西方国家“骤强”的原因，是可贵的。
康有为充分肯定了曾国藩在清朝创办新式工业的意义，但又指出的清朝工业发展缓慢，缺乏创新，制作不良。康有为提出解决办法是各省建立考工院，广泛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大量培养工科人才。康有为提出一定要建立专利制度，“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殚精竭虑，以求新制。”康有为调查后发现当时美国每年颁发专利证书一万三千余件，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俄国仅百余件。美国的专利最多，也最为富强。所以康有为认为清朝要想富强，加速发展工业，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专利制度，充分保护和激发民众的创造热情。
在发展商业方面，康有为指出：“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所以康有为主张清朝设立通商院，建立商学校、商会和公司制度，上下通气，努力营商，振兴经济。
康有为指出：“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强，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少矣。”原来西方殖民者的扩张和侵略往往是以公司为主体进行的，政府只是幕后的推手。
“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商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所以清朝意图救亡图存就必须效法西方将商会、公司、民众和政府的力量整合为一体，才能扭转局面获得生机。
同时康有为还主张建立福利制度，救济困难群众，移民边疆，扩大就业，实施义务教育等主张。
康有为说：“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所以康有为主张清政府能够效法西方国家大幅增加教育经费养育人才才能自保自强。
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和制度，康有为也主张大力弘扬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他提出了通过设立道学科，通过授官、赏爵、资助经费的具体办法奖励人才传播儒学，以维持和巩固中国的文明道统。
他说道：“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
康有为还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科举上除了考一门经书外，还要从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测量、图绘等专科中挑选一门进行考试。如此清朝就可以培养和选拔出既有中国传统儒学素养又有现代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在官僚制度上，康有为主张清政府废除卖官鬻爵，“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
康有为还主张培养外交人才，派员游学西方。“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办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
总的说来，康有为在维持中华文脉、维持清朝政权的基础上，为清政府开出了一剂中西合璧，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药方。康有为可称晚期颇有水平的一位战略理论大家。
三年之后的1898年，由于清朝面临的危机益发严重，康有为开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药方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同，光绪下达了“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
光绪的“明定国是诏”亦可称得上是一篇振作有为之雄文，其原文如下。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不过，主宰晚清政局的人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光绪愈是想振作、亲政、有为，也就愈是触犯了慈禧的利益。因为慈禧的目的是掌权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哪管天下成为火宅炼狱。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然后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变法派人士随后被慈禧太后斩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慈禧太后亲手扼杀戊戌变法无异于自掘坟墓，清朝颓败的国势引来了西方国家更大规模的侵略。仅仅两年后，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织的联军就攻陷北京，慈禧仓皇逃到了西安。
慈禧逃到西安后，既无意抗战，也无意变法自强。只是派李鸿章和列强谈判走起了花钱买和平的老路。1901年清政府正式和侵略者签署了卖国求荣的《辛丑条约》共计向各国赔偿白银本息9．8亿两，39年才还清。《辛丑条约》除了赔款、惩办抗战派、对清朝实施武器禁运、允许外国在中国多处驻军、保护外国通商等条款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在“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制度是支撑清政府统治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它让清政府获得了相当稳固的民意基础，同时还让清政府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支持其统治的官僚人才。
在晚清，清政府内部发动了三次自救运动：林则徐发动的禁烟运到、曾国藩发动的洋务运动和康有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尽管这三次自救运动都失败了，但其进步意义不容抹杀。
如果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清朝就会被鸦片一直麻醉下去。如果没有曾国藩发动的洋务运动，清朝就无法走出工业化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康有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清朝就无法走出制度变革的第一步。
清朝的这三次自救运动的发起人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当清朝停止科举，也就意味着清朝失去了获得人才供应的渠道，也意味着清朝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民意基础，也意味着清朝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再产生领导自救运动的人物。
从1905年清政府正式停办科举，到1911年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仅用了短短六、七年的时间清朝就宣告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