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威尔纳·格里希先生是联邦德国飞机制造和质量技术专家，20世纪40年代开始担任企业管理者，具有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1984年，格里希由武汉的友好城市——德国杜伊斯堡市的退休专家组织派出，应邀赴武汉柴油机厂进行技术咨询工作。
本文回忆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敢为人先，大胆创新，聘任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先生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过程。格里希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来武汉的主要目的，除了帮助武柴生产出高质量的柴油机外，别无他求。”任职两年中，他狠抓产品质量，每天带着五法宝亲临各车间和仓库巡视，及时发现质量和管理漏洞，提出了26万字的解决方案；他还大胆进行了质量管理体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会议制度改革、纪律管理方式改革、领导班子改革；积极呼吁武柴职工宿舍的修建；多次利用回国休假为武柴发展寻求机会；积极传授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技术。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市聘任“洋厂长”显然是一个大胆举措、勇敢的突破，是武汉市改革开放创造的又一个“全国第一”。
01格里希来武柴做咨询工作及出任厂长的过程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Gerich）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Gerich）来武汉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根据阮继清[1]回忆:
当时宏观背景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和引进技术是国家层面的，上面也有对口部门，引进资金由外经贸部负责，引进技术由国家科委和国家经委负责，但是引进人才国家没有明确部门负责，后来国家感觉到改革开放要引进人才，就成立了一个引进国外智力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当时没放在国家外国专家局里，而是放在了科技引进小组办公室，武汉市把这项工作放在外办。当时我们找到了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2]格里希就是从SES推荐过来的，我当时作为武汉市外办副主任，协助分管引进专家的工作，所以和格里希接触多一点。
1982年10月8日德国杜伊斯堡市长Josef Krings与武汉市市长黎智在建立友好城市协议书上正式签字，这是中德之间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吕志清[3]当时在武汉市外办工作，他回忆说:
1983年9月，杜伊斯堡市政府邀请我市市长率团去杜伊斯堡参加他们建城1100周年庆典，如果仅仅参加这个庆典活动，这么远的路程，对中方来讲要考虑有没有这个必要，既然要去，必须要有项目。借这个机会，外办就在人才引进方面与德方进行了探讨，杜伊斯堡工艺水平很高，退休人员很多，可以邀请一些退休专家过来，因为我们当时都没有钱，请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工作要花很多钱，不太可能，这些退休专家就是无偿的，来了以后我们提供生活服务，食宿交通由我们负责，除此以外适当的给些零花钱。那个时候一个工人的工资最低48元，五六七十元的都有，零花钱给的不是蛮多。他们的交通也由我们提供，当时外办只有一辆小车，每天早上把他们接到各个单位去，晚上再把他们送回胜利饭店（当时胜利饭店是接待外宾的饭店），当时就是起草了这么一个方案，而且专家必须是工程技术人员，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来了以后，当工人也行，咨询也行，时间一个月，半年到一年不等，根据专家的情况来决定。也就是在这一次访问中，吴官正市长向友好城市杜伊斯堡市政府提出引进人才的问题，与其正式签订了一个聘请退休专家的协议。
对于从什么渠道获取专家的信息，根据时任格里希德语翻译的李云中[4]回忆:
是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给我们的专家信息[5]。它是一个公益性机构，负责派遣已退休的专业人才为国际合作从事义务性工作，SES派遣专家通过提供以实践为导向的帮助，解决服务对象技术上和组织上的问题，进行员工培训。当SES上世纪80年代向中国派遣专家时，格里希积极报名，希望作为志愿者支持发展中国家。
梁东回忆到[6]：
我们课题组在武汉档案馆查阅了武汉市人民政府1984年70号文件—武汉市政府向省政府请示，为了继续履行《武汉市和杜伊斯堡市关于退休专家咨询服务的原则协议》，拟于9月上旬邀请威尔纳·格里希先生和格哈特·赫尔特先生来武汉柴油机厂帮助工作半年。文件的落款日期为1984年7月12日。
武汉柴油机厂曾有着辉煌的历史。根据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谢长钦[7]的回忆:
1984年的武汉柴油机厂曾经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代手扶拖拉机生产企业，1958年中国第一代手扶拖拉机诞生在武柴，毛泽东主席亲自来祝贺；第一家大庆式企业。1965年武柴在全国率先制造了“长江—195型”柴油机，当年投产，即生产出万台柴油机，年产水平达到5000台规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大庆式先进企业”。
另一方面，根据担任格里希英语翻译和工作助手的李兵[8]回忆:
当年的武柴，生产的单缸柴油机主要用于手扶拖拉机的动力，设计上是比较简单的，基于中国当年农民的消费水平，许多零部件制造水平都是较低的。比如说当年的活塞或气门， 有用于卡车发动机和拖拉机发动机的，他们是有区别的，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产品，也划分为用于农机和用于车用发动机的，划分的级别大致是这样的：最低的用于农用拖拉机；其次用于大中型拖拉机；较好的用于汽车发动机；最好的用于军用发动机。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文革，处于一种艰难的转型期。思想上，传统观念被打破；工作勤劳性不为推崇；分配制度在探索中，管理水平处于一种低劣状态。武柴的起点低。文革前，武柴是由手工业者合并建立起的农机修造厂。然后，仿制生产手扶拖拉机和单缸柴油机。这样的师傅带出来的徒弟，一代代地成长，没有现代化大工业的体系培训和经历。
从总体上讲，我们可以用德国做一面镜子，但却无法与德国相比。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与德国比，差距依然存在。
格里希将武柴的咨询工作向SES做了汇报，在报告中谈到了1984年武柴车间机床和设备水平相当于德国的1970年到1975年的水平。根据梁东[9]的回忆:
那是格里希对武柴的第一印象。他来武汉参观了许多企业后，他发现这种落后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状况是普遍的。他说:“这里是1945年的欧洲，在技术上至少落后了五十年。”
陈昌池先生[10]回忆说:
当时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纪律涣散,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铸造车间设备上还标有1937年的标签,三车间和四车间的机器设备标有1955,1958年的标签；员工素质底下，经营利润是负数。
SES派了四位专家到武汉进行咨询工作，对于把格里希先生放在武柴的原因，吕志清、[11]回忆说:
1984年9月20日我代表武汉市引进智力办公室接待了格里希先生一行四人。在胜利饭店住下来以后，就要把他们带到咨询单位。其实当时想把格里希先生放在武汉航空公司，比较对口，但是航空公司领导有顾虑，因为当时航空公司还是半军事单位，考虑到保密安全问题，没有接受。我们后来考虑了一下，因为德国告诉我们格里希是飞机制造和质量技术专家，我们就安排到了武汉柴油机厂。
梁东回忆道[12]：
格里希先生来到武柴,先后到武柴的各个车间和仓库行参观调查，对生产的产品和机器设备水平都了如指掌，发现了许多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写下了六篇咨询纪实，10多万字的咨询意见并提出了上百条合理化建议。
格里希的每一篇咨询纪实都有发现问题、确认问题、分析问题的后果和影响，并提出处理建议。反映了格里希先生对产品质量一追到底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产品检验技术的专业化，对质量要求的严格程度，表达出对产品质量的强烈担忧，对所提建议不被采纳的愤怒以及对厂级干部和中层干部毫无责任心的现象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这些想法都为后来格里希担任厂长使用的三斧头、提出的纪律改革思路、机构改革设想、领导班子改革框架和工资改革方案提供了铺垫。
在多次与厂领导座谈中，格里希都苦口婆心地提出改进意见，并多次敦促厂级领导和中层领导贯彻执行。然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引起当时武柴领导的重视。格里希十分痛心，他激动地说:“要是我当厂长，决不这么干。”
根据阮继清[13]的回忆:
他提出的质量控制建议不起效果。武柴员工当时是听行政命令的，对做咨询的格里希并不服从，这种事反反复复之后，格里希就抱怨说：看来咨询是不行的。他知道中国人必须要有行政的权力，他在我面前流露过，要想搞好，必须我来当厂长。我就把格里希的想法向丁华主任（时任武汉市外办主任）做了汇报。我是自己亲自听到才敢去汇报的，因为他有时候也讲英文。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情况，但当时要推动它的确很难。丁华主任也说：简单的咨询工作根本改变不了武柴的现状，既然他有这个意愿，那就不妨让他当个厂长试一试！
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是很重大的事件，而我们外办只是负责引进专家的工作，对企业是没有行政影响力的。于是我们决定向上级汇报。第二天丁华主任在外办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就是否聘请格里希担任厂长问题进行商榷，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尝试一下。
我根据会议精神代表外办起草了《关于聘请西德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建议》的报告，并立刻报送市政府办公室。
石大鸿[14]回忆道：
阮继清副主任怀着忐忑的心情，他不知道这个想法市领导是否同意，因为请国内专家来治厂是可以的，但请国外专家还没有先例，只能试试看吧。时任武汉市市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官正同志，官正一听非常感兴趣，连说好好好，你叫他到我办公室来谈谈，所以他马上就赶到吴市长办公室去了，向吴市长汇报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吴市长非常肯定，他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不足之处，人家可以免费来给我们当老师，对我们太有用了，当场说这个事可以做，我请示一下王群书记。我们的王书记一听就非常肯定，说这是个好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根据阮继清[15]的回忆：
很快，市委就委托张大钧同志（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把我们各部门领导召集一起，开了一个晚间会议，当时参会的有机械局闵部俊书记，经委的一个领导，我不记得姓名了，我代表外办参会。由于武柴属于机械局下属单位，闵部俊书记提出在我们现有体制里格里希是没法当厂长的，因为格里希是外国人，不是中共党员，厂党委会怎么开？谁来任命？格里希当厂长是和当时企业运行机制无法匹配的。要聘任他当厂长将会面临很多困难。这个会议开的非常艰难，就聘还是不聘的问题讨论激烈，顾虑重重，认识难以统一，大家有太多的理由不同意这件事。张大钧部长不带商量的口气说：这件事是有争论的，我们解放初期也请了很多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搞建设，当时也有很多问题，也面临着今天搞与不搞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是一句话，中央的精神，市委的决定，不争论不讨论，引进专家的事情就搞定了。在实际工作中，专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现在既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争论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说法呢！
张大军部长这样讲后，大家也就没有争议了。这个会议基本上算是把聘请格里希当厂长这件事给确认下来了。这就是聘任格里希当厂长过程中政府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实际上表明了市委领导对搞或者不搞的问题有了明确态度，至于实施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再说。很快市里又开了市委常委会把这件事拍板了。
石大鸿[16]回忆道：
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我个人理解，它的意义在于武汉市在内陆城市里敢为人先、率先实现了在国外引进智力、引进人才，给全国其他城市作出了很好的示范，这项工作也延续到了改革开放的其他环节。所以直到今天大家谈起当年洋厂长的旋风，还是有很多感触，就是为当时决策者能够大胆引进国外人才点赞，同时也为当时我们的外事部门有这样好的决策建议感到欣慰，是武汉市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梁东女士[17]：
我们课题组在武汉档案馆查阅到了武汉市政府1984年185号文件。它是一份关于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会议纪要。会议于1984年10月24日上午在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举行，吴官正市长等市领导参加了会议。文件表明：“聘请西德专家格里希担任厂长是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作出的决定，是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应当解放思想，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同时，为了把这项工作搞好，会议还建议选派一位文化程度高、懂专业的副厂长或总工程师当格里希的助手。
梁东认为：
这件事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聘任外国专家担任国有企业厂长的先河，是改革开放时期武汉的又一个第一！
可以想象在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制度约束刚性的情况下，聘任一位外国人担任厂长，而且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智慧！
编撰人：梁东
[1] 阮继清，时任武汉市外办副主任。2018年7月3日口述
[2] SES（Senior Expert Service，简称SES，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机构,负责派遣已退休的专业人才为国际合作从事义务性工作）
[3]吕志清，时任武汉市外办副主任。2018年2月7日口述
[4] 李云中，时任格里希德语翻译。2018年1月20日口述
[5] 注：有关格里希的信息。由SES提供格里希德文版简历，李云中先生翻译。格里希1919年8月25日生于巴符州的曼海姆市。1934-1937年在曼海姆的海利希•兰茨公司接受装配（修理）钳工/装配技术员培训。1936-1937年在曼海姆机械技术专科学校夜校学习三个学期。1937-1940年在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学习飞机和机械制造，结业后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德国空军从事飞机检验和修理。1946-1951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托依林根作为助理工程师，从事生产农具和小型机器的工作。1951-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机械制造部的车辆制造管理总局任主要负责人。1953-1955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德厂担任生产副厂长。1956-1961年6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卡尔•马克思城某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担任部门负责人。1961-1969年为瑞士某公司在埃及黑卢旺（Heluan）飞机推进器制造厂主要部门负责人。1969年终结了在埃及的工作，回到联邦德国之后又在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反应堆核技术设备和核燃烧元素的验收工程师。直到1982年退休之前，一直在西欧各国的许多生产厂家进行这项工作。格里希擅长改经进生产工序，包括质量验收、供应、设计，设备安装及设备的管理与使用。
[6] 梁东，时任格里希英语翻译和工作助手，设计科助理工程师。2018年7月10日口述
[7] 谢长钦，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2017年12月28日口述
[8] 李兵，时任格里希英语翻译及工作助手，设计科助理工程师。2017年10月12日口述
[9] 梁东，时任格里希英语翻译及工作助手，设计科助理工程师。2017年12月18日口述
[10] 陈昌池，时任武柴设计科科长。2017年12月9日口述
[11]吕志清，2018年2月7日口述
[12]梁东，2017年12月18日口述
[13] 阮继清，2018年7月3日口述
[14] 石大鸿，时任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2018年6月5日口述
[15] 阮继清，2018年7月3日口述
[16] 石大鸿， 时任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2018年6月5日口述
[17]梁东， 2018年7月10日口述
本文来源：《1978-2018 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一）》，武汉出版社，2018
（免责声明：文内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