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七年（1688），为了更好地对地方建筑进行管理，曾规定“官民房屋、墙垣不许擅用琉璃瓦、城砖” 。在建筑营造过程中，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将之引进律法，能够确保建筑的质量和效率。可见，国家进行建筑立法主要目的之一是更好地进行管理。
其次，进行建筑立法能够更好地保护百姓利益，这样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工程营造的设计、建造与管理上。建筑工程的营造并非短时间能完成的，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由于建筑营造需要一定的人力，政府会从地方调拨人手，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古代赖以生存的农业的发展。为了不违农时，历代政府往往会进行建筑立法，规定建筑营造应在秋收冬藏时尽快完成。另外，建筑营造必定会涉及一些民生问题。明代规定，京师官员宅院“不许开挑池塘，亦不得于内取土筑墙，掘成坑坎” 。可见，以人为本确为古代工程管理思想的精髓。
最后，进行建筑立法能够对营缮成本进行合理控制。建筑工程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历代修建宫殿、坛庙，都要动用内库，例如明正德九年（1514）正月乾清宫发生火灾，工部向朝廷奏议需耗银百万两，因此朝廷下令“加天下赋如其数以营建之”。
顺治十四年（1657），发帑金三万两，修理京师先师庙。而地方修建大型工程、官署，需要耗费诸多款项。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建筑营造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元代律令曾规定：“诸营造皆须视其时月，计其工程，日验月考……不致虚延日月，久占夫工”。元政府对营造日期进行限定，主要是为了控制营造成本。清代规定“各工计费在二百两以内者限一月，五百两二月，二千两三月，五千两四月，五千两以外按银数至三千增限一月” 。
清代还颁行《工部则例》，对营造活动中的滋弊现象起到了遏制作用，兴建了故宫、颐和园等大批官方工程项目。 此外，自雍正朝开始，清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料则例》、《内廷工程做法则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建筑工程的设计与说明的编制，工程所耗钱粮的估算与核销，都要以这些官方条例为根据。总之，国家进行建筑立法，有助于统一建筑标准，实施统一、稳定的建筑标准，不仅能够让建筑工程在规制、质量方面有所保障，还可以通过工料定额对营造成本加以控制。
历代法规制度的设立，多数可考诸三礼。建筑法规的源流，也是起源于《周礼》、《礼记》、《仪礼》。早在商周时，统治者对人们的营缮活动就作出了一定的规范，比如，《周礼·考工记·匠人》等，对先秦时期工程营缮活动的规定与作法有较多记载。这些种种的规范内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不算属于法规的形式。此后历代不断发展，建筑规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令形式。随着古代王朝治理的完善，法令制定也更加全面、系统。作为王朝治理的重要内容，营缮的规范也相应表现在各朝的法典之中。自隋唐起，逐步形成系统的律令制度，此后，有关工程修缮、监管等规定内容才正式纳入法制轨道，并通过律、令等形式颁布、施行。如隋之《开皇律》、《大业律》，其中即包含《兴擅》、《擅兴》，也就是后来的“营造律”。唐代律令中有《擅兴律》和《营缮令》两部分。《营缮令》是唐代立法的创新之一，它是在律文以外制定的专门用于规范建造业活动的法令。
宋、辽、金基本沿袭唐律，宋《天圣令》为《唐律》旧文，其中有《营缮令》，而《宋刑统》则是在承袭唐律令格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中有《擅兴律》是跟工程营缮有关的，明显是完全承袭《唐律》。辽代《重熙条例》与《咸熙条例》已亡佚，因此不得而知。金代也有律、令，金《泰和律令》中也有《擅兴律》。
元代之《大元通制》中出现了“条格”这种形式，《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都是对前代工律形式的突破，其中包含《营缮》，就是关于工程营缮的文件。不过，因蒙元语言所致，其内容与唐律、宋律等并无区别，只不过字数大为增多。明代之《大明律》和《明会典》可谓是历代律令的集大成者，对于建筑行为规范相当的全面。清代沿用《大明律》，经过多朝修订，终于编成《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采用律令合一的形式，其中分为律、疏、条例三个形式。《工律·营缮律》九条，其中与工程营缮相关者有《擅造作》、《虚费工力采取不堪用》、《造作不如法》、《冒破物料》、《带造叚疋》、《造作过限》、《修理仓库》、《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八条，《工律·河防律》四条，与工程营缮相关者有《盗泱河防》、《失时不修堤防》、《修理桥梁道路》三条，其名目与律文皆承继《大明律·工律》，但疏注更为详密。《营造律》、《河防律》下的条例部分，内容相当于唐、宋《令》文中的相关条款，但更为详尽全面，对工程质量、钱粮数目、监管等方面都作具体规定。
（二）敕令形式。先秦以后隋唐以前，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在工程管理方面的各项规定一般是通过皇帝敕令的方式来颁布。唐以后，除了正式的律令之外，也会因时制宜，临时以敕令、诏谕等形式，对人们的建筑活动进行规范。这种形式在明清时期也常常使用，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针对当时工程监修官苟且塞责、虚糜钱粮等问题，诏谕：此后凡一切工程，“必简贤能司官引见委用，务令坚固修造，三年内倒坏，定例令其赔修，每月具题册籍，将监管工程司官职名，及物料估计支用钱粮，逐件详明，分晰细数，造册具奏。倘有估计浮多、支取扣剋等弊，察出，定行重处”，规定监修官赔修之例。
同治九年（1870），因派出承修盛京永陵草仓河被水冲淘工程的大臣单懋谦承修不力，著派时任盛京将军的都兴阿会同督修，并诏谕，“嗣后盛京一切紧要工程，遇有派出大员承修者，均著盛京将军会同督修。”
（三）则例形式。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为全面提高建筑的质量，古代王朝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建筑的技术标准。我国历史上首部官方营缮标准文书——《营造法式》，这是宋代在建筑法规形式方面的一个创举，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朝在承袭宋代《营造法式》基础上，编修了《工部工程做法》，对技术、用料、用工均有相当精确的标准。
清朝在《工部工程做法》基础上，针对各项工程，还编修了一系列相似的技术规范文书，如《内廷工程做法则例》、《工料则例》、《物料价值则例》、《圆明园工程则例》、《万寿山工程则例》、《热河工程则例》、《内廷物料斤两尺寸价值则例》、《宫廷装修则例》、《工部续增做法则例》、《建筑工程做法》、《营造算例》、《工部备要随录》、《垂花门游廊方亭做法》等等。
历朝修订的《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和《钦定工部则例》汇齐了历年工部各司、库、所等处新增则例，内容包括诸建筑工程营造、修缮、保固、验收、管理以及料例和用工的规定。
